一、边境语言的内涵和外延 

（一）边境语言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边境”指“靠近边界的地方”。中国学者对边境有宽窄两种意见：一是“边境线附近（300—500公里）”（李宇明2021），范围宽；一是“（边界线内侧）30—50千米”（马大正2019：774），范围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中国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中国陆地边境县级单位涵盖9省（区）45个地级市单位共计136个县级单位（见表1），显然是取其窄义。

“边境语言”这一概念首见于李宇明（2021），指“边境线附近（300—500公里）的语言或方言”，包括跨境语言（跨越边境分布的语言或方言）、界内边境语言（只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边境语言）和界外边境语言（只分布在中国边境线外的边境语言）。由于对边境所指范围的理解有宽窄之别，故“边境语言”的内涵和外延也因其所涉范围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国际上未见对边境语言开展专题研究的成果，欧洲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多中心语言”（pluricentric language）的概念，其中包括分布于边境的语言，如瑞士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意大利北部边境的德语、法国南部边境的加泰罗尼亚语等，重点在于探讨同一语言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确定该语言标准制定的因素等（Muhr 2016）。可见，“边境语言”是由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汉语新术语，是近年来针对中国语言国情国力调查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的新领域研究。

（二）跨境语言

与边境语言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跨境语言”。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戴庆厦（1983）首次提出“跨境语言”的概念，指“分布在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历经40多年的调查研究，学术界对“跨境语言”的界定多采用戴庆厦（2014）所提出的概念：广义的跨境语言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狭义的指分布在相接壤的不同国家的同一语言。当前，跨境语言仍是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调查、分类、理论、方法和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戴庆厦，等2009；戴庆厦2013，2016a，2016b，2016c，2020；李锦芳2013；黄行，许峰2014；赵世举2016；张四红2020a；李宇明2021）；尹虎彬（2019：375—389）辟专章阐述新中国少数民族跨境语言研究历史、现状和展望，可以参看。

因历史、政治、国情存在差异，国际上对跨境语言问题不像中国这般关注。何山华（2018）考察了非洲、欧洲对跨境语言的规划和研究，指出非洲学术界使用cross-border language、trans-border language、trans-national language、community language和shared community language等术语来称说跨境语言，这类语言分布在接壤或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国家，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后依据使用人口分为“局部跨境语言”（limited cross-border languages）、“广布跨境语言”（extensive / widely-spoken cross-border languages）。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国际母语日的新闻使用了cross-border languages这一概念，认为跨境语言具有流动性（dynamic）、共同培育（cross-fertilized）的特质，对促进交界邻国之间的和平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三）研究对象

为便于讨论，本研究所说的中国边境语言主要指分布于中国陆地边境县级单位（以下简称边境县）内的语言，既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也包括汉语方言。港澳台语言方言、国界外的边境语言和境外海外的汉语方言变体（如缅甸的果敢语）另文讨论，暂不纳入考察范围。

 二、中国边境语言的语种和类型 

（一）中国边境语言的语种

1.少数民族语言

中国边境语言多为跨境分布的语言，还有少量只分布在中国边境县的语言。根据学术界的统计，中国跨境语言的数量大致介于30多种至50多种之间（参看黄行，许峰2014；周庆生2014；黄行2015；张四红，刘一凡2021；张治国2023），数量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跨境语言的认识存在广义、狭义之别，其次是不同研究者对某一语言是否具备独立语言的地位存在观点差异。为避免分歧，我们以《中国语言地图集·少数民族语言卷》（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以下简称《地图集》）、《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2007）以及已公开发表的成果中所收录的136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混合语为基础，对表1所列9省（区）45个地级市单位共计136个县级单位的少数民族语种重新进行统计，一共梳理出71种语言，如表2所示。

从语言的数量来看，71种边境语言约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总数的52.21%。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中华各民族”栏目发布的信息逐项统计，表2的边境语言涉及藏族、门巴族、景颇语、独龙族、怒族、珞巴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阿昌族、基诺族、白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仡佬族、苗族、瑶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东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京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朝鲜族等39个少数民族以及僜人所使用的语言，其中有26个民族以及僜人只分布在边境县内。从语言谱系来看，边境语言数量最多者为藏缅语族，共计33种；中国80%以上的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和南亚语系语言为边境语言；印欧语系的俄罗斯语、塔吉克语以及系属未定的朝鲜语也主要分布在边境县。

从分布特点来看，约81.69%的边境语言为跨境分布，有58种语言既分布在中国边境县，也分布在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周边国家；在13种界内边境语言中，除了撒拉语、东乡语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内陆省份以外，其他11种语言基本只分布在边境县。

从使用人口来看，根据《中国的语言》，中国使用人口在1万及以下的语言共计64种，属濒危语言，其中有37种分布在边境县（即表2中加“*”号的语言），包括跨境语言30种，界内边境语言7种，占濒危语言总数的约57.81%。因此，中国的语言濒危性突出地体现在边境语言上。

2.汉语方言

西藏、甘肃下辖的19个边境县没有连片的汉语方言分布区，其他7省（区）的边境县主要拥有6种汉语方言：官话、晋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和平话。其中，官话和晋方言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等地，其语言面貌相对简单、内部差异较小、可懂度较高，广西的边境县拥有粤方言钦廉片、邕浔片，客家话粤台片，桂南平话以及西南官话桂柳片等方言，语言面貌复杂，内部差异较大，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融合程度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国边境语言的类型

1.跨境语言

学术界对跨境语言分类的依据主要有4个方面。（1）语言地位，指一种语言是否被认定为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这是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分类标准。（2）使用人口。周庆生（2014）将其分为大语言（15万人以上）、小语言（15万人及以下）；张四红、刘一凡（2021）分为对称型（不同国家使用人口相当）、不对称型（不同国家使用人口存在差距）；张治国（2023）以境内外使用人口是否达到千万或百万划分等级，还将语言跨邻国数量也纳入考虑，跨国数量越多，语言重要性越凸显。（3）语言活力。黄行、许峰（2014）采用“扩展版分级代际语言中断量表”（Expa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EGIDS）将跨境语言划分为10个等级，这也是《世界民族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用以评估世界诸语言活力整体发展与濒危程度的重要指标。（4）是否有文字。文字“也是确立现代语言身份的必要资质……会对不同国别语言之间的身份认同与使用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黄行2024）。其中，周庆生（2014），黄行、许峰（2014）所提的分类标准、语言种类相对全面，故本研究借鉴其分类体系，将表2所收58种跨境语言分为以下类型。

（1）该类语言在中国国界内为少数民族语言。在邻国为国语或官方语言，包括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柯尔克孜语、图佤语、蒙古语、京语、塔吉克语、俄罗斯语、朝鲜语10种语言，如乌孜别克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语，塔塔尔语在塔吉克斯坦用于母语教育，图佤语在俄罗斯、蒙古国用于母语教育等。

（2）该类语言在国界内使用人口明显少于界外，包括景颇语、博嘎尔语、德昂语、克木语等4种，其中，博嘎尔语、克木语在中国属濒危语言。

（3）该类语言在国界内的使用人口明显多于界外，包括藏语、彝语、布依语等3种。

（4）该类语言在国界内外使用人口都在15万以上，包括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壮语、傣语、苗语、瑶（勉）语、维吾尔语、佤语等9种。

（5）该类语言在国界内外的使用人口都在15万以下，共32种，包括藏缅语族仓洛语、门巴语、独龙语等20种语言，侗台语族仡佬语、拉基语，满‒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南亚语系布朗语、莽语、布兴语、克蔑语、布芒语，蒙古语族达斡尔语以及突厥语族土尔克语，其中有25种在中国的使用人口低于万人，属濒危语言。

类型（1）、（2）在中国的语言地位等级明显低于周边国家，其使用者在语言态度、文字形态和主流文化等方面对周边国家民族往往更具倾向性；类型（3）、（4）在中国的语言地位等级高于或大致等于周边国家，在语言自身安全、抵御境外文化倒灌等方面处于相对安全平稳的状态；类型（5）包含的语种数量最多，占跨境语言总数的55.17%，这些语言在国界内外均属于弱势语言，语言自身安全存在隐患。

2.界内边境语言和汉语方言

除了跨境分布的语言外，中国边境县内的扎语、布央语、户语等7种为濒危语言，其他6种语言活力尚佳，其中，白语、锡伯语拥有传统文字和传世文献，白族剑川白曲、撒拉族民歌、锡伯族民歌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显著的文化资源特征。

边境县的汉语方言拥有较好的语言活力。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边境县的少数民族开始兼用或转用当地汉语方言，如中缅边境散居的仡佬族村寨转用西南官话（戴庆厦，王远新1987），中越边境的部分京族居民转用粤方言（吴海燕2015），中朝边境的朝鲜族青年逐步更倾向于使用东北官话（孙莹2018）等。关于少数民族转用或兼用汉语方言的现象，须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边境语言包含的语种数量多、使用民族类别丰富、涉及区域广泛，且兼具濒危性、跨境分布或多分布于边境县的特点，是语言文字具有安全资源、战略资源属性的核心体现，因此，对边境语言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战略意义。 

三、中国边境语言调查研究现状

 （一）调查范围和语种

1.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等大规模语言调查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落实党和政府针对中国民族语文系列方针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于1956—1959年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参看曹志耘2023；黄行2019；尹虎彬2019：248—252），编写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后由孙宏开先生主持修订再版，共计60种语言，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基础。丛书包含边境语言41种，包括跨境语言35种和界内边境语言6种。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语言学界推出了“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孙宏开主编），目前已出版48种，包含表2所列边境语言20种。20世纪90年代，戴庆厦主编中国第一部跨境语言研究论文集《跨境语言研究》，对景颇语、傈僳语、壮语、布依语、傣语、苗语、瑶（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跨境语言开展专题研究，后于2009年起主持“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项目，现已出版14本，涉及中国边境俄罗斯语、图佤语以及界外语言（如泰国的拉祜语、蒙古国蒙古语、老挝普内语）等11种语言的调查研究。

中国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的语言》、《地图集》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边境语言的概貌。前者收录了中国128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混合语，包含了除松林语、搓梭语、利米语、户语、布芒语、俄罗斯语之外的所有边境语言的基本概况和主要语言特征；《地图集》通过语言地图呈现了表2除松林语、搓梭语、利米语之外的所有边境语言的系属分类和地理分布等。

2.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调查

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统一规划下开展全国语言资源调查，调查采集了全国各省（区市）包括港澳台在内的近130种语言和全国汉语方言，成为继1956年全国开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性、大规模的语言调查，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

从调查范围的覆盖率来看，语保工程在70个边境县以及西藏隆子县开展了115个少数民族语言点、30个汉语方言点调查采集，有语言数据的县级单位数占136个边境县的51.47%；从语种的覆盖面来看，115个少数民族语言点涵盖了表2所列的62种语言，覆盖率达87.32%，尚未在边境县开展调查的有柔若语、布依语、布努语、布芒语、塔塔尔语、乌孜别克语、撒拉语、朝鲜语、土尔克语，除土尔克语外，其他语言均已在毗邻边境县的内陆地区设点。30个汉语方言点包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粤方言、客家话、湘方言、赣方言以及平话，边境县中的东北官话哈阜片，北京官话朝峰片，西南官话桂柳片，晋语张呼片、大包片以及中原官话南疆片虽尚有空白区，但因其与内陆同类方言差异不大，与民族语言相比，汉语方言语种的调查覆盖面更完整。

（二）中国边境语言调查研究内容

1.语言本体

与中国各语言方言调查研究现状相同，边境语言多以语言本体为调查研究内容，包括概况、音系、词汇、语法、话语和口传文化等。从系列性的代表性成果来看，不同时期的大规模语言调查规划和研究特色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体现出学界对语言国情探索的历程。例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主要记录各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概要和1000—1500个常用词；“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增加了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长篇语料的调查整理，还对各语言的历史来源、使用族群、演变发展、系属性质开展专题研究；“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跨境语言、界内语言和界外语言，在本体描写的同时，也开展了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参看下面的“语言生活”）。

语保工程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收云南澜沧拉祜语、云南景洪傣语、吉林和龙朝鲜语3种边境语言；《中国濒危语言志》收西藏墨脱仓洛语、门巴语，西藏察隅达让语、格曼语、松林语、义都语，云南芒市潞西阿昌语，内蒙古额尔古纳俄罗斯语以及黑龙江同江赫哲语等。如按广义的边境语言来看，《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还收云南大理白语、广西西林壮语和隆林仡佬语、新疆新源哈萨克语，《中国濒危语言志》收云南兰坪柔若语、新疆伊宁撒拉语、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等同时分布在边境县与内陆的语言。两套丛书在调查内容后添加二维码，可通过手机扫描访问并播放后台数据库中相关内容的发音音频或视频，为“EP同步版”，是目前反映边境语言实态面貌的最新成果。

2.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指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其调查研究范围包括八大领域、六大理念（李宇明2025）。自2005年起，由国家语委组织编写、每年度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成为了解中国语言生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和实态数据的重要窗口。限于篇幅，本研究主要介绍涉及边境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情况。

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的同时，学界便开始调查收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为国家制定新的民族语文政策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86—1989年完成了全国18个有少数民族语言集中分布的省（区）、30个自治州、113个自治县和66种语言的调查研究，该调查涉及边境语言47种，包括跨境语言41种和界内边境语言6种。调查内容包括语言使用范围和程度、双语或多语教育状况、语言关系及变化趋势、书面语与口语差异以及语文教学水平等，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等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参看孙宏开，等2007：27）。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语言濒危现象日益加剧，语言态度、语言活力和语言传承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调查研究内容延伸至语言文字习得和使用、语言文字传播途径以及语言文字态度、青少年儿童语言文字掌握情况等方面。另如前文表2所示，边境语言多为濒危语言，近20多年来不乏对边境语言生活开展专题研究的成果。如戴庆厦主持编写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已出版22册，包括景颇语、拉祜语、阿昌语、基诺语、布依语、傣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克木语等边境语言。

近年来，国外兴起语言生态研究，指对影响语言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并进而对语言生态环境做出科学评估（肖自辉，范俊军2022：41）。从调查内容上看，除了对语言种类、语言地位、使用人口、地理分布、基本结构、口传文化、语言使用、语言传承、语言教育、语言态度等情况开展调查外，还要对该语言所处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开展调查，并评估调查区域内各语言生态的等级。目前，语言生态调查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例如肖自辉（2021）以中缅边境的中国镇康县与缅甸果敢自治区、中老边境的中国勐腊县与老挝勐醒县为调查对象，对上述地区开展语言多样性状况评估，并对当地彝语、哈尼语、搓梭语、拉祜语、傈僳语、傣语、苗语、瑶（勉）语、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基诺语等13种跨境语言以及普内语1种界外边境语言开展语言生态调查研究。

3.语言政策

边境语言具有突出的安全资源、战略资源的属性。“做好跨境民族语言工作，对于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既要防止境外某些势力利用跨境语言的天然联系，对边疆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分裂引诱，又要保障跨境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做好语言服务，维护当地语言生活的和谐。”（赵世举2015：74—75）为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近10年来，边境语言调查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语言与国家安全、边疆治理的关系研究，助力推动语言规划并完善语言政策。

首先，在调查规划方面，贾媛（2023）提出应积极推动中国边疆地区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安全上的积极作用，初步构建了调查方案框架；张四红、耿静静（2023）针对边境语言生活多样性、交错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提出要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对边疆少数民族语言、规范境外不良语言文字信息输入等措施。其次，在实地调查方面，戴庆厦、徐悉艰（2019），袁善来、康忠德（2014）分别以中缅、中越边境跨境语言为例，探讨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指出应从国家层面合理规划和引导，引导跨境语言向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方向发展，促进边疆地区语言和谐；尹小荣（2015）为新疆的语言治理提出“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安全战略，实现途径包括树立语言安全理念、重点关注语言科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和提升个体母语能力等；张四红（2020b）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安全出发，提出将语言因素融入维护西藏稳定的总体安全格局，要重点调查边境的濒危藏缅语族语言以掌握学术话语权。最后，在对策建议方面，学界普遍认为跨境语言是建构国家安全语言规划的核心问题，若规划失当，会激化民族矛盾，导致境外势力利用语言进行非法渗透，以及语言文化对外宣传、学术研究资源匮乏等问题，从而影响社会安全、国家意识和资源文化安全。应采取秩序范式对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处理好多语言之间的关系、避免语言冲突，建设“主体多样”的语言生活，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跨境民族语言文字有主次的共存共用，保障跨境语言的安全发展，维护语言生态平衡和民族认同（吴海燕2015；张日培2018；张治国2018）。

（三）中国边境语言调查研究存在的问题

1.调查覆盖率不足

将边境县的语种分布与语保工程设点情况进行对照后发现，从地理覆盖率来看，无论是民族语言还是汉语方言，边境县设点覆盖率普遍低于60%，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云南、西藏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72%和61.11%，近20年来中国新发现语言多集中在这两个省区，如阿侬语、拉基语、莽语、达让语、格曼语、义都语、松林语等。新疆、内蒙古、广西的民族语言覆盖率最低，均在32%以下。三地均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且拥有丰富的跨境语言，其语言生活非常复杂，是当前调查尚余空白较多的地区。从语种覆盖率来看，根据前文“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调查”小节所述，边境县须加强土尔克语等9个语种的调查研究；从调查内容来看，边境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研究多散见于个案研究中，因缺乏统一规划和规范标准指导，现有数据系统性和可比性较弱，无法更好地支撑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资源开发应用。

2.语言规划建构尚待完善

中国尚未发布国家层面的语言战略体系及规划，边境语言和其他语言安全问题多限于学术研讨，没有提升到国家急需的高度加以论证并形成语言政策体系，边境语言的调查研究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例如，中国边疆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展学科建设，涵盖边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地理学以及民族问题研究等分支，但语言学未能成为其独立分支，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附于各学科之下，弱化了边境语言对边疆治理的作用。如前文“语言政策”小节所述，语言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归纳梳理国外语言安全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由此为中国语言规划提供借鉴参考；由于对边疆地区语言国情调查研究不足，著述的一些建议或对策往往缺乏实证数据支撑或可行性论证。作为国家关键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边境语言调查研究也存在原创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和理论性探讨不足的短板（张天伟，陈练文2023）。

3.资源开发应用尚未起步

目前，边境语言调查研究成果主要为学术著作，以文本报告居多，国家战略布局、边疆应急需求、贸易往来、民生发展对语言资源的需求还不太明确，成果转化力度不足，利用现代技术对语言数据进行分析的效度和信度有待提升。因此，须进一步谋划如何利用已有成果开展应用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边境语言学习、培训、识别、观测和分析，为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边疆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四、中国边境语言调查研究展望 

（一）统一规划，开展全覆盖调查

“全覆盖”包括边境县、语种和调查内容全覆盖。在地区设点上，应先内后外，即先实现边境县内的语言调查全覆盖，再逐步扩展到边境县周边、国界线外等其他地区。首先，设点布局按照“边境县—边疆地区—国界线外—周边国家—其他国家”的顺序逐步推进。其次，在语种上，土尔克语为国家语言资源库的空缺语种，应进一步组织队伍、动员力量开展调查以填补空白；另在中印交界地带，藏东南的语言面貌错综复杂，须进一步开展专题调查，以厘清不同语言之间的来源、亲疏关系及其与界外语言的异同等问题。最后，在调查内容上，须有组织、有步骤地对开展边境语言生活信息调查采集，包括地理分布、使用人口、语言态度、语言教育、语言传承、人才储备、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文化风俗、通婚情况以及界内外边民的语言能力、身份认同等，为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制定边疆治理的语言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二）战略牵引，完善边境语言政策

全覆盖调查是一项长远规划，难以在一时之间完全实现。从可行性来说，应以国家战略为牵引，通过科学制定语言政策并发挥好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根据语言的重要程度、资源需求和储备数量以及资源调度能力等，综合研判和发挥好边境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等重大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从完善语言政策的角度来看，首先，将边境语言分批次纳入国家关键语言目录。如前文“跨境语言”小节所述，内弱外强、内小外大的边境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态度、文字形态和主流文化等对境外民族往往更具倾向性，“外高内低”的态势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当前须通过语言政策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优先对其开展语言生态调查观测，谨防境外干扰、渗透和文化倒灌导致边民的语言心理或文化认同向国界外倾斜。其次，探索设立“濒危语言保护名录”，将表2中的37种濒危语言纳入由政府主导且可持续推进的长效保护体系，避免因边境语言濒危导致文化多样性缺失或国家语言能力欠缺而产生边疆治理的安全隐患。再次，针对边境语言的濒危性、安全性和战略性的特征，打造边境语言生态保护带，保障边境语言及以其为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探索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开展以跨境语言文化调查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合作交流。最后，在西藏、新疆以及云南、广西山区等单一少数民族比重较大的边疆地区，重视对青少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与本民族语言传承能力双向培养，提升边境语言的对外传播力和应急储备力，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加强智库建设，推动成果转化

有关部门正在研制提升国家战略急需语言能力的总体规划，高校和科研院所须积极响应，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为国家需求提供学术支撑。第一，建设完善的边境语言信息库，汇聚语言文字概况、地理分布、使用人口和族群、语料及其音视频转写标注、专家和发音人信息等，为边境语言学习、培训、测试、识别、研究以及人才储备提供基础数据。第二，构建常态化语言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GIS（地理信息系统）、建模等现代技术对边境语言生态开展等级评估。第三，开发边境语言教学和语言文化传播的应用型成果，例如，针对边民贸易、文旅产业等使用的主要语言品种（如哈萨克语、俄罗斯语、藏语、壮语、苗语等）编写简明语言教材和科普读物，提供培训、翻译、咨询以及导购等商务语言服务，为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大众传媒，通过普通话、当地方言、边境语言多方式传播并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抵御境外语言文字渗透输入；制作影视作品、短视频宣传民族文化和国家形象，展示边境语言文化魅力，促进睦邻友好、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