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境语言能力的内涵

 （一）边境语言相关概念辨析

边境语言能力与边境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密切相关。现代意义上的边境或边境地区在政治地理学上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狭义的边境地区直接依赖于边界线的存在，并以边界线的变更为转移（刘雪莲，刘际昕2017），指的自然也是边界线两侧陆地区域。广义的边境地区，除了以往所指的陆地边境外，还随着边疆学的发展，把海洋边境、立体空间和数字空间纳入其外延。

学界与边境地区语言相关的说法也有许多，如边境语言、跨境语言、周边语言、沿边语言、边疆语言等。这里我们接受李宇明（2021）的看法，把“边境语言”作为本文赖以展开探讨的基本概念。李文把概念定义为“边境线附近（300—500公里）的语言或方言”，认为其具有“兴边睦邻、戍边护疆”的作用。李宇明（2024）进而将边境语言分为3类：跨境语言、沿边语言和周边语言。

我们认为，与边境地区有广狭义之分一样，边境语言也有必要由“边境线附近（300—500公里）的语言或方言”这一狭义的界定向广义边境语言加以延展。具体来说，广义的边境语言在内涵上是指在边境地区使用的与边境事务相关的语言或方言，而在外延上则涉及空间、类别和语种涵盖3个维度。其中，空间维度的边境语言既指陆地边境和海上边境沿线两侧所使用的语言，也包括相应的立体空间和数字空间中使用的语言；在类别上，边境语言可分为跨境语言、周边语言、沿边语言等，与边疆语言也有交叉关系；而在语种涵盖上，边境语言包括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方言、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等。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将边境语言分为沿边语言、周边语言、跨境语言，其区分主要根据语言使用的地理空间，其分类依据如表1所示。

表1显示，边境语言是边境范围内使用的所有语言的总称，包括沿边语言、周边语言和跨境语言3种不同类别。其中，沿边语言指只分布在边境线内侧的语言或方言；周边语言指只分布在边境线外侧的语言，通常是周边外语；跨境语言指跨越边境分布的同一种语言及其方言或混合语。跨境语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之一，是同一民族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语言变体，其存在和发展主要受国家因素的制约（戴庆厦，等2009）。此外，边境语言又和边疆语言相互区别和联系。两者都与国家的地理边界有关，但边疆概念范围大于边境，更关注国家内部核心地区与边缘区域的对比。所以，边疆语言侧重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注重国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而边境语言侧重于边境地区的多语现象，注重跨境的互动和融合。上述概念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中国边境语言的语种形式复杂多样，涉及国家通用语言、各种汉语方言、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混合语等具体语种或语言变体，需要在语言类型学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划分。此外，边境语言也在不同的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如边防军事部署、反恐国际合作、边境经贸往来、边疆文化交流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边境语言概念指在边境地区存在与使用，与边境事务相关的语言，自然也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随着推广普及的程度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国边境地区国家通用语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域都有大幅提升，且在边境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也在边境语言涵盖之下。

 （二）边境语言能力的界定

关于边境语言能力的概念，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尚未见到权威表述。但从国家语言能力角度来看，边境语言能力应指国家围绕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需求、国家意识等维度，运用边境语言及其相关手段服务国家战略安全急需，特别是保障国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语言需求，处理与边境相关事务的能力。这是其一。其二，基于应用导向，边境语言能力指面向国家战略安全、服务边境各种需要的综合性语言能力，表现为在边境地区特定语境下运用边境语言的综合能力，涉及族际沟通交流、跨文化交际、信息获取、语言监测、语言文化认同、安全情境评估、异质文化适应、应急语言服务等诸多方面。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下位概念，边境语言能力自然是一种群体语言能力。而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资源，关键是语言教育。基于此，李宇明（2024）将边境语言能力定义为掌握边境语言资源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能力，其作用主要有三：第一，制定、实施边境语言规划，并使其发挥好语言学和边疆学作用；第二，集聚边境语言资源，并充分开发利用；第三，培养边境语言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由此可见，边境语言能力同国家语言能力一样，要聚焦于语言资源和语言教育。

此外，从国家安全视角考量，提升边境语言能力也是加强服务国家战略安全所需的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中心任务下，明确提出开展语言国情国力调查等。这些都与边境语言能力关系密切，也离不开语言资源的掌控和语言教育的实施。

 二、边境语言能力研究进展

 （一）边境语言能力国内研究概述

早期的边境语言能力研究及其实践主要体现在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调查研究等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的汉语方言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都涉及边境语言。当然，这方面的边境语言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沿边语言，跨境语言次之，对周边语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为民族识别而展开的民族语言大调查，以及为推广普通话而进行的汉语方言大调查等，初步摸清了中国的语言尤其是汉语方言的基本状况，也为边境语言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各级机构的主导下，中国学者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开展了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绘制中国语言地图、建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启动中国语言保护工程等（李宇明2024）。特别是2024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统一领导，国家统计局启动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将使边境语言的调查迈上一个新台阶。

具体而言，目前中国边境语言能力研究主要涉及4个方面。（1）对边境语言的本体研究，如中国跨境语言调查、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语言认同与识别、中国跨境语言及其语言状况差异等（戴庆厦2014，2023；黄行，许峰2014；黄行2024；等等）。李宇明（2024）对现阶段边境语言研究的基本趋向做出了如下归纳：由单个语言调查向“普查”发展，由语言本体研究向功能研究、规划研究发展，由沿边语言研究向跨境语言研究、周边语言研究发展，由语言学研究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2）边境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研究。例如，李海英、李现乐（2014）提出了研究言语社区规划的国家安全导向标准，建立区域语言规划国家安全模型；梁晓波（2022）构建了边境语言文化能力发展战略；庞超伟、杨咏运（2021）对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边境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研究。例如，肖航、黎顺苗（2022）探讨了语言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途径和策略。（4）语种规划研究。例如，郝兴跃、尹枝萍（2021）依据关键语言理念，提出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3种外语规划模式。

 （二）边境语言能力国外研究概述

边境语言能力研究也是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涉及边境地区语言生态、语言经济、语言认同、语言安全和语言教育等多个维度。

第一，语言生态和语言经济维度。边境地区往往具有独特的语言生态，因此，国外这一维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双语和多语实践、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语言景观等问题。例如，Beerkens（2010）、Hughes（2005）关注欧洲的双语和多语实践，Mata（2023）、Pastor（2014）探讨美墨边境居民的语言态度，Mora et al.（2005）、Jaafar et al.（2016）、Waltermire（2012）研究世界不同边境地区的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Escandon（2019）、Tangkitjaroenkun et al.（2021）聚焦边境地区的语言景观，Morales（2021）、Ramos & Sayer（2017）等探讨了美墨边境的语言经济问题。国外学者特别关注语言能力在边境地区医疗行业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双语能力能够影响西语患者医疗保健信息的获取和健康结果（Martínez 2008）。

第二，语言认同和语言安全维度。近年来，随着跨文化研究意识的强化，研究者逐渐超越了边境地区传统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等视角，转向探讨跨国边界、民族界限领域语言在认同构建中的作用。Martínez（2014）在《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的特刊《语言与边境：国际视角》中汇集了8篇研究文献，专门探讨世界各地边境地区的语言现象与身份认同构建，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边境，也涉及社会内部形成的边境，较为充分地揭示了边境地区的语言使用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动态多变的关系。该特刊是首个研究来自多个国别语境的边境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的专刊，强调边境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比较视角、跨学科视角与国际视角。边境安全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语言能力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的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关注。一些学者对语言能力与跨境执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如Olakunle（2024）；一些学者关注专门用途英语与边境官员培训，如Borszéki（2019）、Žukova（2016）等。这些研究均强调语言能力对边境检查质量、执法顺畅沟通的直接影响。

第三，语言教育维度。边境地区的语言教育面临包括政策实施、语言意识形态、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培训等因素在内的多重挑战。欧洲边境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受到语言政策的影响，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效果，促进少数民族的保护和发展，如Čok & Pertot（2010）、Cavaion（2020）。而美墨边境的双语教育则受到单语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导致双语教育模式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如De la Piedra et al.（2018）、Herrera-Rocha & De la Piedra（2019）。国外学界同样对边境地区教师的发展与培训进行了广泛研究，关注其双语能力的培养及其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如Sutterby et al.（2005）、Brochin Ceballos（2012）、Caldas et al.（2018）、Rodríguez & Musanti（2014）等。还有一些学者对边防人员的英语能力培训进行了研究，认为外语语言能力的培训旨在提升未来边防军官的外语专业能力，尤其侧重于听力和口语，以便更好地支持边防人员在边境检查等任务中的实际应用（Islamova et al. 2023）。

以上叙述提供了对边境地区语言问题的多维度研究视角。然而，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进一步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数并未明确提出并聚焦边境语言和边境语言能力这个视角，只是在相关研究中涉及这个领域。此外，现有研究还有这样一些不足：（1）概述和思辨类研究多，对关键问题的讨论不够全面和深入，鲜见有理论深度的成果面世；且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多，从国家语言能力、边疆治理能力等战略层面展开研究的少。（2）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视角局限，实证研究不足；且现有实证研究以访谈和问卷为主，缺少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多种方法的深入分析，如实验、民族志等。（3）交叉学科研究不够深入。已有研究大都局限在语言学视野下，缺少与边疆学、军事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的交叉研究范式和方法。有鉴于此，下文拟从国家语言能力视角对边境语言能力的价值和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边境语言能力的主要路径。

三、边境语言能力的价值和作用

边境语言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在边境地区的体现形式，既具有国家语言能力群体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共同特点，又有不同于其他区域语言能力的独特价值。斯波斯基曾把语言的价值分为实用价值、潜在价值和象征价值（Spolsky 2004）；德·斯旺甚至提出，语言的经济价值是全球语言系统划分的基础（德·斯旺2008）。边境语言是边境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边境语言能力建设就是在边境地区合理管理边境语言资源，展开并优化语言教育，以便最大程度协调和发挥不同语言的价值。由于边境区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对国家整体战略的作用，边境语言能力也可以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3个角度来体现其价值。从安全角度来看，边境语言能力的提升是维护国家边疆领土完整，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从经济角度来说，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也有赖于边境语言能力的发展；从治理角度分析，语言与文化、共识、认同紧密结合，在社会中象征声望与荣誉，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是现代国家和民族构建的基础。

 （一）边境语言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利器

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石。边境地区作为一国领土的边缘地带，其安全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整体安全。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已从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延伸至社会、资源、信息、文化等各个层面。而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载体，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边境语言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在边境地区的具体体现，与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等各个维度紧密相连，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边境地区历来是国家军事力量部署的重点区域。军队在边境地区执行巡逻、监控、执法、应急响应以及国际合作等任务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民众以及境外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这就使得语言成为遂行有效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军队人员大多来自外地，对边境地区的方言、民族语言以及境外语言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事任务的顺利开展。例如，云南地区作为中国多民族聚居的重要省份，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且毗邻著名的毒品生产、贩卖地金三角。该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境内有26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不少为跨境语言。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要求云南地区边防军队必须加强特定语言能力的建设，以有效应对缉毒、缉私、打击偷渡等各种边防任务。

目前，中国军队的语言能力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文秋芳、苏静（2011）提出“军队外语能力”概念，并将之界定为“一个国家的军队运用外语处理事件的能力，其服务范围包括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如反恐、维和等）、军事科技、军事外交、军事情报等”。但实际上，军队语言能力不仅涵盖外语能力，还包括沿边语言、跨境语言等与军队事务相关的各种语言的能力。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军队面临的语言能力需求更为复杂多样。傅岩松、彭天洋（2014）指出：“我国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对语言问题进行的研究、设计和规划仍几近空白，对语言战略和包括国防语言能力在内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问题的探讨刚刚起步。”在当前形势下，边境地区的军事安全和国土安全已从传统的军事对抗模式，转变为军事行动与情报渗透、信息扰乱、意识形态攻击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复杂态势，这无疑对边境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军队所面临的区域来看，当务之急是尽快摸清各地区边境语言的使用状况及其相关的文化、族群、宗教背景信息。而从军队自身建设角度出发，需要迅速开展边境军队语言能力需求调查，制定符合边境驻扎部队实际情况的语言能力规划及实现路径，以提升边境军队应对各种潜在冲突的语言能力。

从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等角度审视，语言是把双刃剑，既可在国家凝聚、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因使用和处理不当而成为社会冲突、群体动乱的导火索。边境地区往往是语言、民族、宗教、经济等问题集中交汇的敏感地带，妥善处理边境语言问题，提升边境语言能力，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安全至关重要。世界上不乏因语言矛盾引发边境冲突和战争的案例。如何在国家通用语言、边境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跨境语言之间寻求平衡，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也是关系到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边境语言能力研究应在国家整体安全观的框架下，以语言基础为依托，凝聚语言共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边境语言能力是助力共同富裕的桥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及全球治理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代背景下，中国边境地区的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边境语言能力在边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全国脱贫攻坚小组确定的832个国家贫困县中，有346个分布在边境省份，占比高达41.6%。^[1]这表明，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而加快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推动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富边强边的过程中，边境语言能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刘金林、马静（2021）研究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居民语言能力的劳动者收入效应；李佳、张洁（2020）对云南瑞丽边境地区的调查发现，语言是来华缅籍人口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Alarcón & Heyman（2013，2014）论证了双语能力的经济价值在不同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差异。

语言多样性是边境地区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同时也成为了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边境地区通常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多种语言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语言生态环境。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多民族语言谱系与跨境语言网络相互交织，构建出复合型语言空间；（2）方言变体与官方通用语之间存在动态多变的博弈关系；（3）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与现实场域的语言接触衍生出全新的治理命题。在这样复杂的语言环境下，保障不同交际场域中人们的顺畅沟通，对该地区的边境语言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以往语言与经济的研究多分析的是个人语言能力。不过，边境语言能力作为一种群体语言能力，其研究除了关注个人语言能力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外，更应着重研究边境语言能力对区域内经济整体的制约或促进作用。例如，云南中老边境的勐康口岸，当地税务部门推出多项双语服务措施，帮助口岸边民互市贸易，直接促进了中老经济合作。^[2]卞成林等（2017）基于田野调查提出，广西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时，对经济发展能产生正面效应。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要考虑不同语种所起的作用，边境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任务就在于解决边境地区经济活动中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边境区域的经济发展。

[1]　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国家统计局等官方网站，查询日期：2025年3月1日。

[2]　西双版纳税务：《老挝〈万象时报〉：中国税务部门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I4NDU3OQ==&mid=2247522724&idx=5&sn=45ca0339540212463078758f2e64da60&chksm=ed0ab6fed52b21421a8325acfa03b7f05adab2d208c8467cc1400a0852e3e774298858d8c5ee&scene=27。

 （三）边境语言能力是进行边疆治理的基础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边疆治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维度，而中国在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地缘政治、国际地位等方面都有着独特性和复杂性，具体到文化传承与认同构建、经济建设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科技应用与数智创新、安全监测与跨境合作等方面，都需要语言的支撑作用；而语言治理也需要与社会治理的其他维度，如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管理等相互协同，共同致力于边疆治理。边境语言能力在边疆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是保护和传承边境地区语言文化资源、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也是促进国家认同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关键力量。

中国边境地区处于不同语言分布的交汇地带，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多种语系的语言在此广泛分布。黄行（2024）指出，中国有跨国分布的语言50余种，约占中国语言总数的40%。《中国语言地图集》记录中国有130余种语言，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地区，如云贵川地区、新疆西藏、东三省等都是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主要区域。但边境语言相对于通用语言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边境地区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境语言能力建设应致力于提高对这些语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能力，同时也要监测与引导边境地区的语言舆情，防止境内外反动势力利用边境语言进行煽动、分裂、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边境语言能力现存问题和建设路径

边境语言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保护和传承语言资源，也要通过语言畅通信息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更要重视语言的价值塑造及其文化认同功能，使其在中国新型边疆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无论是边疆学还是语言学，对边境语言能力的研究都较为缺乏，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也处于自发状态，尚未有专门理论进行指导和系统的规划实践。因此，从问题意识出发，加强中国边境语言能力建设是中国语言能力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一）边境语言能力的现存问题

1.缺乏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边境语言调查

中国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截至目前，两期工程共开展了1800多个田野调查点的调查，范围覆盖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0种语言和各地方言，并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但边境语言能力建设与语保工程在目标和实施上有所区别。语保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从语言学出发，从语言本体角度对语言项目进行记录和保存；边境语言能力建设更关注语言学、边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及理论成果的实践应用，旨在推进边境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增强该区域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保工程的调查针对的是语言本身的语音、词汇等特征，边境语言能力调查更关注与语言相联系的社会学、民族学属性，如语言态度、民族认同等。而目前所见边境地区语言调查的情况是：基于语保工程的多，基于边疆战略的少；定点抽查的多，全面普查的少。现阶段我们对沿边语言的状况有了基本掌握，但部分边远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生活还需要深入调查。这些语言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比例如何，有什么动态变化，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等等，都需要明晰。我们对周边语言的现状还不是非常了解。有些周边语言与中国语言有谱系关系，属于“亲属语言”，我们掌握其基本信息；而有些无谱系关系语言，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信息，但它们涉及边境线变化及争议地区，亟须深入调查。跨境语言是以往边境语言的研究重点，目前我们已大体弄清了中国语言中的跨境语言数量，但现有的调查还鲜少涉及邻海国家的跨境语言问题；而且调查不仅要关注语音词汇等语言特征，还应该加强对文字书写系统的研究。

2.对语言人才的培养缺少规划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基础是语言资源，但其中的关键是语言教育。教育对语言的使用状况和发展前景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边境地区的语言教育存在教育基础薄弱、师资力量缺乏、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等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边境语言教育规划中应该着重教哪些语言，培养什么人才，怎么培养人才，如何整合教育资源，兼顾国家战略需要和市场需求，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仍没有统一的、全局性的规划，具体教育实践缺乏基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指导。

3.尚未有整体性的边境语言能力评价机制和体系

边境语言能力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国内外对此的研究都处于初步阶段，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既需要从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也需要加快学术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以便利用中国丰富的边境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边境语言能力理论，提出基于中国国情的自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因此，在实践中，如何评价各地边境语言能力建设的成效，亟须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评价机制的完善促进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对其提升效能进行动态监测。

 （二）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路径

1.开展基于国家战略的全面语言调查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并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3]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边境语言能力是支持这一规划的基础能力之一。中国边境形态多样，边境语言丰富且复杂，因此建设边境语言能力首先须对边境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语言国情调查，了解边境语言的本体情况、使用状况、保护与开发利用情况、语言与族群、文化、认同等不同维度的关联情况等。

如前文所述，结合语保工程，目前中国边境语言已经有了一些基本调查，尤其是对跨境语言的研究。但这些调查大多是对局部边境的调查，是点状的，分散的。现在需要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全面详细的边境语言调查计划。一方面，需要了解所有陆地边境和海洋边境所涉及的各种语言的具体分布情况，并结合数字技术建设数据库，记录各种语言结构、功能及相关的文化、历史数据，最好能制成数字语言地图，涵盖语言本体和语言人才资源信息，具体可借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语言地图模式；另一方面，需要调动国家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外语及其他有关学科的学者，对每种语言开展类型学研究，弄清其谱系关系、类型学特征，给具体语言的分类提供扎实的本体研究基础。此外，还需要结合社会学调查，把语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结合起来研究，了解这些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弄清边境地区的人口、历史、社会学现状及语言生活状况，为了解边境地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提供参考。全面语言调查的最终目的是挖掘、开发和利用边境语言的文化、历史、政治、安全和经济资源价值（赵世举201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7717.htm?comments=1。

2.加强基于关键语言研究的语言教育和语言人才培养

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和提升，人才支撑是基础，多语教育是关键。中国目前坚持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率达到80%以上，但未普及的20%人口主要分布在边境地区。根据现有文献，边境地区使用普通话作为社会交际语言的还比较少见，大多使用当地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因此，在建立通畅的社会沟通交流渠道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这一前提下，怎样发挥边境地区关键语言的经济价值，使其在不同领域和场域发挥最大作用，就成为边境语言能力建设的一大议题。关键语言涉及不同语言的交流沟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共时语言系统中的节点语言，随着语言生活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变化。为此，可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语言研究，了解目前不同边境地区和使用场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语言或语种，进行通晓普通话与这些关键语言的双语教育，进而根据不同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作需求储备相应的语言人才，使其在各项工作中能呼之即来，来之能用。现阶段，中国关键语言的研究还很少涉及边境语言能力研究（张天伟，陈练文2023），如何确定中国不同边境地区不同类别和级别的关键语言，将是加强服务国家战略安全急需的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边境地区的语言教育规划也需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国情制定既符合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又有助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语言教育实施规划，培养更多的通晓双语或多语的关键语言人才、复合专业人才，为国家边疆战略和治理服务。除了培养人才外，还要注重从发达地区引进人才，并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保障措施，这样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更好为边疆治理服务。

3.进行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语言能力评估

边境语言能力的建设与评估紧密相连，科学的评估可以为及时把握边境语言能力需求缺口和建设方向提供参考。为此可构建边境语言能力指数，从量化角度全面评估边境语言能力。边境语言能力指数的构建，需要确定指标、搜集数据、权重赋值和统计计算。首先在德尔菲法的基础上，依据简洁性、包容性、代表性和可复制性的原则，可以从管理能力、发展能力和传播能力3个角度构建一级评价指标；而后在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经济发展、语言资源、语言教育等维度分析构建二级指标，如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人才培养等指标，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因子分析法等主客观赋权法进行量化统计，最终可从国别、区域、领域等层面进行量化排序。

 边境是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语言能力研究涉及语言学、边疆学等多学科交叉，是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延伸，既有理论价值，更有实践意义，是睦邻戍边的基础和保证。在新时代、高科技、大变局背景下，语言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应用科学技术赋能边境语言能力建设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边境语言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我们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边境濒危语言保护，通过大语言模型强化语言生活，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利用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语言智慧教育系统，在边境地区提供在地的双语教育服务；利用大语言模型的多语能力，促进边疆与内地、边疆与跨境的商贸、文旅等交流，促进内地语言生活扩展到边疆，内地语言文化资源向边疆投送；还可以发挥大语言模型的理解能力，强化语言文化内容安全的检查和探索，批量生产促进其人心向内的作品。总之，在边境地区加强服务国家战略安全急需的边境语言能力建设，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边疆地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