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民族历史研究，由于文献资料奇缺，或者解读难度大、理解歧义多，所以考古发掘和考古资料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早期的佤族历史研究，同样也是这样。

    （一）从石器考古资料看

     一般地说，石器时代分为新、旧石器两个时代，新、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体现了一个地方古人类的活动情况。从云南省境内新、旧石器考古资料看，大体上可以了解佤族先民迁徙到云南省境内的历史及其分布情况。

     1、旧石器考古资料。从旧石器考古资料看，云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有10多个以上遗址，其中以沧源硝洞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和保山市塘子沟旧石器文化，与佤族先民关系密切。

     沧源硝洞旧石器遗址文化类型，目前共发现2个遗址和2个地点，分别为镇康淌河洞地点、沧源硝洞遗址、橄榄坝遗址和景洪檀米妈囡地点。出土的石制品主要有用砾石打制的石片、石核和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手斧等，还有中国犀、黑熊、猕猴、水鹿、麂子、牛等动物化石。在这些遗址和地点中，以沧源硝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最为完整和丰富，除了以上提到的石器以外，还有薄刃斧、单面手斧、手镐，以及零台面石器等。从石器特征看，“更多的是在该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并且，不管从该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看，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都与佤族聚居区和佤族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句话，这种文化类型一般认为就是佤族先民创造的。

     塘子沟旧石器文化是在保山市境内发现的。在遗址中，有在全国首见而数量众多的单平面砾石手锤，以及数量众多的具有较高制作工艺水平的骨、角、牙器，还发现了我国时代最早的房屋建筑遗迹。这些遗物和发现说明，创造塘子沟文化的古族群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据碳14测定，塘子沟旧石器遗址距今6250±210年年，树轮校正年代为6895±225年年。由于塘子沟文化遗址是在保山市蒲缥镇境内发掘的，所以，考古学者把创造这种古文化的古人类称为“蒲缥人。”保山市历史学者从清朝康熙《永昌府志》关于蒲缥坝是因为“蒲人”“缥人”居住得名的记载和其他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蒲缥人”就是“濮人”，并得出塘子沟旧石器文化与保山市其他新石器文化“应属于年代不同的濮人文化”的研究结论。也就是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族即今天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当时，他们就已经分布在滇西的保山、临沧、西双版纳等州市范围之内。

     2、新石器考古资料。进入新石器时代，云南大地上，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古文化遗址更是星罗棋布，呈现满天星斗格局。云南考古专家把它们划分为8种文化类型，澜沧江中域地区——忙怀类型是其中的一种。

     忙怀类型是因为最早在临沧市云县忙怀彝族布朗族乡境内发现而得名的。其遗址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沿岸，“已知的有云县、景东、澜沧等县的曼志、忙亚、忙卡、大水坪、安定、丫口、大小芒介、下景张、新寨、小田、老赵田、拉叭寨、大协厂等10余处。此外，解放初在怒江边的福贡县也采集到这一类型的石器。”“经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近20年的考古调查、试掘，现已发现澜沧江中域地区以忙怀类型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已远达怒江上游福贡、怒江中域昌宁、龙陵等县。”除了以上遗址之外，在临沧市临翔区马台、双江自治县忙糯，耿马自治县石佛洞、南碧桥，沧源自治县芒卡，保山市昌宁县德斯里、龙陵县烧炭田坡等也发现了忙怀类型文化类型遗址。

     考古专家指出“从各方面资料看，新石器时代的忙怀遗址（年代未经测定、或距商代不远），商代的‘百濮’、西汉的‘苞满’、东汉的‘濮’‘闽濮’、明清的‘蒲蛮’一脉相承，应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德昂族、佤族先民。”也就是说，当时澜沧江中上游和怒江流域一带就是佤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区。

    （二）从古崖画考古资料看

     1965年，首次发现的云南沧源崖画，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崖画共有16处，位于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省镇、勐来乡和糯良乡境内。通过高精度铀系测年测定，距今约3800至2700年的历史。崖画一般绘制于海拔海拔1000—1800米之间的垂直石炭岩崖面上。画面内容涵盖了狩猎、舞蹈、战争、采集、建筑和村落生活等多个方面，生动地再现了原始部落的生产和生活场景。目前可以辩认出1100多个图形，包括人物813个，动物109个，房屋26座，道路15条，各种表意符号37个，还有树木、太阳、手印等图案。由于图形内容与近现代佤族生产生活、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有诸多相同之处，因此，发现者、研究专家指出“崖画与佤族有较多的关系。”事实上，从目前种种研究结果看，佤族先民就是沧源崖画的创造者。它的发现，既说明佤族先民是云南远古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也为人们了解佤族历史上的分布区域提供帮助。

    （三）从古墓考古资料看

     在今天四川省西昌、米易、德昌，云南省姚安、祥云、弥渡、宾川、巍山、双江等州市县（区），分布着一种叫“大石墓”的古墓。【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蜀志》称之为“濮人冢。”这种古墓有墓门，大多数是三壁用长方形大石竖立而成，顶部盖有大石，墓室用碎石铺垫。考古专家研究指出，这些古墓是战国到西汉初期，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等族群留下的。据四川省考古发现，“四川凉山州的安宁河流域，是大石墓及其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多达300多座。该墓葬有几个特点，其一是成群分布；其二是葬式均为捡骨葬。这两个特点均保留在永德县佤族、布朗族现实的墓葬习俗中。并且，关于这种墓葬习俗的来源，在永德布朗族民间流传着催人泪下的故事。这种古墓在今天临沧市临翔区、保山市腾冲县均有分布。这说明当时佤族先民们通过迁徙之后，从云南省中部到西部、西南部，以及四川省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

     综合以上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以下历史事实，即不管是从石器考古资料看，还是从古崖画、古墓考古资料看，在我国先秦时期，佤族先民就已经从我国南方的江汉流域一带往我国西南地区迁徙，举族进入云南省境内，成为云南省最早的土著民族和开发者之一。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马曜指出：“古代的濮人即今天孟高棉语诸族，他们是云南最早的土著民族。”这一断言是正确的。

     以上已经提及的沧源崖画和“大石墓”的时代，跨我国先秦时期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佤族先民几经迁徙之后，此时从滇中昆明往滇西一线到滇西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分布区。关于这一时期佤族的迁徙历史和分布情况，从云南青铜文化考古资料中可以找到佐证。

     在我国青铜文化中，云南青铜文化可谓独树一帜，颇具地方特点、民族特点。云南青铜文化因创造者是古“滇人”而被称为“滇文化”。对该文化的考古发掘，开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从目前所发掘的文物数量和质量情况看，至今仍然排行云南考古的榜首。

     铜鼓是“滇文化”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和亮点之一，铜鼓研究也成为“滇文化”研究的显学。正如研究专家指出：“铜鼓是南方青铜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在南方乃至东南亚古代史上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产生于古滇文化的铜鼓，成为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所有的“滇文化”遗址中，其中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寨山两个古墓遗址出土的铜鼓最有代表性，被考古专家命名为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和晋宁石寨山型铜鼓。尽管这两种铜鼓类型形制纹饰有差异，但“从鼍文的演变来看，石寨山型铜鼓是直接继承万家坝型铜鼓而来，可以称之为铜鼓的文化‘DNA’。”也就是说，从铜鼓的发现看，云南青铜文化无疑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古“滇人”的发明创造，都是“滇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对“滇人”族属和铜鼓创造者族属的研究，至今仍然聚讼纷纭、各持一说。对“滇人”族属，有“濮人”、“越人”“昆明人”“氐羌”说等等。“濮人”说代表有汪宁生、宇华、知余等学者。汪宁生通过对云南晋宁石寨山等遗址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从族源上考察，滇人属于百濮系统”、“楚人属于百濮系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石寨山文化为代表的西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就与濮人有关”等等一系列观点。宇华、知余两个学者通过考古和其他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进一步明确提出创造“滇文化”的“滇人”，“与现今云南境内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都属同一族群的民族”的观点。

     从对铜鼓及其创造者族属问题的研究情况看，同样可以看出佤族先民之于铜鼓的密切关系。我国学者通过对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寨山古墓一系列铜鼓的发掘和研究，用大量的事实否定了西方学者关于铜鼓起源地是越南，越南东山铜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的说法，得出了以下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结论“即滇中偏西地区是铜鼓的起源地。”“万家坝型铜鼓在滇中至滇西一线产生之后，很快即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往东传播时，在滇池地区的……晋宁、江川、呈贡等地出现了一种制作精美、花纹繁缛的石寨山型铜鼓。往东更远的地方于云南广南、广西西宁、贵县产生了石寨山型铜鼓。……往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在云南文山产生了开化鼓、马栗坡鼓，均属石寨山型铜鼓，”以及“现在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去。”

     关于佤族与铜鼓之间的关系，笔者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作如下进一步分析。该书载：“自岭南二十一郡，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从考古学家汪宁生研究铜鼓的论文中看出，现代佤语称铜鼓为“格老”。“都老”和“格老”只是一字之差，其实应该都是佤语“铜鼓”同音异译、异写而已。在近现代佤族社会中，当“珠米”（富人）和别人吵架的时候，会边敲铜鼓边骂：“‘我连铜鼓都有了，他这穷鬼还吵什么？’在这里铜鼓竟成为压服别人的工具。”可以看出，在佤族民间，铜鼓的作用与《隋书》的记载如出一辙。凉山彝族自治州现代彝语称铜鼓为“格则”。“格则”与“格老”相近，这是因为“西南地区的彝族古代先民是由南徙‘羌人’与土著‘濮人’相融合而成的部落群体”。所以彝语借用佤语“铜鼓”就是自然的了。有考古研究专家指出“使用铜鼓应该是佤族固有文化传统之一。”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从以上分析看出，《隋书》关于“都老”的记载，为佤族作为铜鼓的创造者和发明者提供了有力佐证。

     总之，以上种种研究成果和分析表明，铜鼓的起源地是云南省，云南省境内的“濮人”即佤族等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族的先民们是铜鼓的发明者、创造者，铜鼓是他们对我国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之一。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时代，研究专家认为是“大致在战国末至东汉早期，亦即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到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佤族先民几经迁徙之后，逐渐远离了我国南方地区，与其他“濮人”族群分道扬镳，云南省中部昆明市，西部楚雄、大理、保山、德宏，西南部临沧、普洱等地成为他们的聚居区。在这里，佤族先民们“哀牢人”创造了“古哀牢国”。该国以今天保山市为中心，其范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后汉书·西南夷传》）范围包括滇西、滇南、缅北的广大地区。随着中原王朝对我国西南地区经略的加强，比如两汉开发西南夷，东汉政府建立永昌郡，以及氐羌、百越等族群的大量迁徙和挤压，佤族先民又不断迁徙，澜沧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成为佤族的聚居区，聚居区越来越缩小。在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的前提下，佤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这一过程大体上到唐朝时期完成。对此，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系列《佤族简史》阐述如下：“大体说来，望、望外喻、望苴子当是同一族体，亦即后来的佤族。……濮人作为东汉、两晋以来佤德语支各族的统称，到了唐代已由濮人族群中逐渐分化出一部分望人，并被见载于文献，望这称谓无疑当是佤这一称谓的前身。”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民族的聚居区也随之逐渐形成，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聚居区，即共同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