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现代化

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以来，中国经历了空前巨变。随着近年开展的“西部大开发”，集中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亟需第五个现代化——语言现代化。否则，牺牲民族语言来换取经济起飞将会成为开发西部的可悲代价。

所谓语言现代化，指的就是为了让传统语言能够在现代社会继续发展、使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创造、推广文字。尽管语言有了文字并不意味着没有消亡之虞，但没有文字的语言其母语地位却格外容易被其它语言取代。个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没有发展的语言是缺乏生命力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完好地保存语言；而没有文字的语言是缺乏发展能力的，所以文字的推广是保存语言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与普米语语言现代化的体验。这项还没有完成的项目可追溯到1995年。在过往十载的工作中，困难重重，挫折连番，成败尚未可知。下文指出的具体问题对从事保存弱势语言的人士（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或许会有可供借鉴之处[1]。

二、普米语背景介绍

普米语是我国西南部特有的一种藏缅语。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可以视为现今操普米语者世居地（但非发祥地）的地标。在这片南北略呈矩形区域的上半部分是四川的木里县，而下半部分复盖的范围则包括四川盐源县西北和云南宁蒗县大部。这片普米世居地的领域在往昔很可能比现在要辽阔得多。现今在其周边地沿还有一些使用普米语的自然村落。

从族谱、族宗上来看，操普米语者无疑是个单一族群，至今他们还使用着共同语言。解放后全国进行了一场空前、极其复杂的民族识别工作，由于种种缘故，这个族群先后成为了两个中央认可的少数民族，即藏族和普米族。明、清两代的汉文史书称这个民族为“西番”，意即西域的外族。1952年木里成立了全国首个藏族自治区（后更名为藏族自治县）。从此以后，木里的西番被认定为“藏”族。另一方面，散居于云南的西番在1960年得到国务院批准，正式以民族自称Prinvmi的近似音译—“普米”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名称。在盐源县的西番曾一度可自由报称“藏”或“普米”族。基于行政理由，普米近年已变成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但跨过省界到达四川以后就能找到他们的“藏”族同胞。

跟其它历史悠久的语言一样，普米语在漫长的自然发展及与其它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衍生出不少方言特点。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它非凡的语言保留性有效地牵制了方言过大的发展，使得普米语方言未曾超越语言学里指的方言界限(反观汉语的七、八大方言或藏语的三大方言等，实则已超出方言界限而成为独立语言)[2]。由于对普米语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还没有方言划分、归类的确切准则，但相信两大古方言区，即普米族别具语言天份的马红升老人提出的Ddufbie和Xxiomuf，早在13世纪中叶西番追随蒙古军队抵达并最终落户于兰坪县、维西县一带之前便已存在[3]。这两大古方言区的地域所在跟近代历史上出现的族称分歧或行政界线的划分均无直接关联。

时移世易，普米语的语言保留性已今非昔比。随着近代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诸如开通公路、普及教育以及日趋缩小的族群分布距离，放弃民族母语的普米人数与日俱增。今天，普米语言文化保存完好的主要是交通闭塞的村落。取代普米语母语地位的语言包括：汉语（西南官话土语）、白语、纳西语、摩梭语（泸沽湖方言）和彝语（凉山方言）。这些也是能操双语或多语的普米/“藏”族所说的语言。在云南已经找不到只会说普米语的青年。反过来，要是找到一个只会单语的普米少年，他说的肯定是汉语。

三、普米语文字设计

据说，普米苯教巫师“韩规”在历史上曾用藏字来写过普米语，但遗憾的是有关文书不见经传，恐已尽数佚失。当代精通藏文经书的“韩规”暂时还没有人打算用藏字去创造一套普米语文字系统[4]。因此，在真正意义上普米语是没有文字的语言，缺乏便利、有效记载语言的工具。

下面介绍的普米语声母表首稿始于1995年，适用于宁蒗县新营盘村方言。其后，拼音方案历经修改，新版的方案共有42个声母，足以拼写宁蒗和周边地区的普米语。不同方言可省却一两个声母，暂未发现需要用上所有声母字符的方言。这套方案建基于汉语拼音方案，最多用三个字母组成一个声母字符。表内粗体字代表的是近似（但不同于）普通话里的声母，而斜体字代表的则是普米语独有的声母。如表-1所示，声母表中末尾包括了两个介音。

表-1: 跨方言普米语声母表

表中第七行有一套组合较特别的声母zr, cr, zzr，其具体读音需视乎方言而定。在多数方言里这是一套卷舌腭塞音；在其它方言里它多半变成卷舌腭塞擦音（混同于第六行相应声母）或变成卷舌喉塞音。词冠擦音至少出现在宁蒗县内两个不同方言里（分别来自两大古方言区）。虽然词冠擦音主要是年长者仔细发音时才容易觉察到，一般可略去不写，但需要标注时（如编纂工具书）在音节前面加上s便可。

普米语拼音方案由原来用于单方言，后来扩展、转变成跨方言的书写工具，其中最大的难度在于韵母方面。普米语语音的丰富性正是通过方言土语各自形成的韵母发音特点（即所谓口音）体现出来。故此，表-2里许多韵母都具有“同符异读”的情况，为求达到书面词语读音稍异、表义相同。此外，不同方言的韵母数量也各有差异。

表-2: 跨方言普米语韵母表

作为音调语言（有别于汉语等声调语言，详见Ding 2001），普米语单音节词只有三个调类。在早期的拼音方案草稿里音调符号标在元音字母上，但在最新的草案里音调符号改用字母写在音节末尾。字母v和f分别用来标记高平调和高降调；低升调无需刻意标出音调，需要时在音节尾加上字母r便可。作出这样的变更有以下优点：既然音调不需使用特殊符号来标记，在电脑上输入普米拼音或作电子文书传递时便更为方便。另外，通过字母来识别音调，在感官上更能凸显音调在普米语里的重要地位。它再不是韵母的附加物，不可任意省略。

Bradley (2005)指出在设计文字方案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是，使用者是否熟识方案里的文字元素。因应在木里的“藏”族有精于藏文而不谙汉语拼音者，于是在2005年初推出了一套用藏字书写的普米语文字方案[5]。这一套方案并没有新创藏文基字，只是在声母表里增加了两个带有上加字的声母。仿效藏文书写韵母的特点，方案利用后加字来填补元音符号的不足。因此，初学韵母时需要背诵大量的口诀，也使得这套普米语文字方案学习起来比较费劲，得花多点时间才可以把它掌握好。然而，如果使用者觉得它比拼音方案更适合于书写普米语，藏字方案可视作主体文字，辅以拼音方案；又或反过来，以拼音方案为主，藏字方案为辅（供书法用）。这两套方案相互间具有严谨的对应规则，只是文字元素和表达形式不同而已[6]。

表-3是普米语用藏字书写的声母表。表内声母按藏文次序排列，前八行是30个藏文基字，其中两个在普米语里不用作声母，故其上无对应的拼音转写形式。

表-3: 普米语藏字方案声母表

四、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在推广普米语文字的过程中遭逢的困难分属两大类型，即技术层面和认知层面上的困难。前者包括诸如怎样确定标准书面语和文字方案的官方地位等问题。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总体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就标准书面语而言，当第一个能够娴熟地使用拼音文字进行书写的人出现以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写出来的普米文肯定是根据这位普米文人的方言写成的。就算这不是最能反映普米语面貌的方言，大家也必须接纳它（同样地，首个使用普米文字的地区对选用拼音或藏字作为书写形式也会享有优先权）。至于方案的官方地位，能够早日得到官方承认固然对开展双语教育、农村扫盲等工作有利，但没有的话，也不至于妨碍普米语语言现代化的进程。当普米社群能逐渐采纳文字方案，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推广起来，文字方案就算成功了。一套成功的文字方案要获得官方批准应该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要解决认知层面上的困难则异常艰巨。当中牵涉到一些人的消极态度，从无知到怀疑、冷漠，不一而足。据个例子，十年前当我首次踏足普米地区，一位在族中也算是德高望重的普米老人就坦率地对我表示，能够研究一下普米语也好，起码可以给后世留下一点儿有关这个语言的记录。这位受过教育的退休干部显然预感到普米语离消亡不远了，但可悲的是，他早已抱着放弃的态度。

在过去十年，我虽然通过事实让牛窝子的普米明白到他们的语言完全可以写成文字，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人正视自身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近年热衷于普米文化的人士试图编制一本大型汉语–普米语词典（这并非新意，早在1995年拼音方案草稿还未完成前已有人提及）。另一项他们倾注心血的大型任务是整理、出版用藏文抄写的“韩规”古经书[7]。除了用汉语译注外，还希望可以加上普米语译文。本来学习、掌握普米文字的重要性在这些项目里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他们的想法却是，既然文字都有学者创造出来了，不如普米文字也交由他负责，岂不简便？在他们心目中，普米文字也许更像一种装饰品，只具象征意义，而非用作传播知识的书写工具。

作为一名语言学者，我固然酷爱语言，也珍惜语言多样性，但我知道如果一个民族全民都甘愿舍弃民族母语、抛弃民族传统的话，我是无法、也不可能把语言现代化强加于这个民族身上的。要让一个少数民族语言长久延续下去，首要的是必须让这个民族认识到精通双语的优点，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母语，不能把贫穷落后跟传统语言文化混为一谈。要达到这些目标谈何容易？一个语言学者纵有聪明才智、良好意愿，恐怕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也许只有多尝试接触操同一语言的不同社群。毕竟在某个社群对本族母语不闻不问的时候，或许族内会有其他社群愿意为自身母语的现代化献一分力亦未可知。

五、普米文字推介的过去与未来

拼音方案最早是在1995年初，在牛窝子村给普米学生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同年稍后也在宁蒗县城向来自不同地方的普米干部介绍了方案草稿。在离开宁蒗之前，我特意把相关的材料（包括录音带）留给了当地有名望的普米老人，寄望他们能够好好利用这份拼音方案材料，让普米语得以发展起来。然而，事与愿违，这些材料最终只是搁在一旁，有些甚至已经遗失了。这份被遗忘的拼音方案直到2003年我重临宁蒗执行普米语方言调查项目时才旧事重提。这次调查结果表明（Ding 2007b），普米语的语音系统整体来说还没有出现高度分化，从兰坪县、丽江县（现已易名为玉龙县）到宁蒗县接触到的方言土语，音调系统相类似（同出于一系），声母对应整齐，韵母变异也有迹可循。因此，在理论上普米语文字方案至少在宁蒗县内可用作跨方言的书写工具，再不必局限于单一方言点。

在2004年夏我自费到宁蒗协助推广普米语拼音方案，期间采取了个别传授和教室授课的形式开展推广工作。个别传授的对象是一对来自木里的“韩规”父子，因他们不熟汉语拼音，所以从学写拉丁字母开始。教室授课则分别在牛窝子村的“韩规”学校和宁蒗县城的党校举行。在“韩规” 学校参加普米语拼音学习班的主要是来自宁蒗县几个行政村的年轻人，当中有些学习了几年“韩规”，已经毕业，有些是刚开始学习“韩规”不久的学徒。间中也有些在校学生来旁听。在党校的学员背景更加复杂，大多是居住在县城的普米学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普米语，民族母语能力有些更是接近零。由于教材匮乏，又无精通普米语及拼音方案的老师，再加上学员的学习兴趣、热情有限，诸如此类的种种缘故，使得这些学习班的成效远非如期。母语能力强、又较认真的学员一般还可以学会声母表，但韵母和音调，尤其是后者，他们还须下很大的功夫。

到目前为止，对拼音方案掌握得较好的只有两位，分别是来自宁蒗县北部的一位普米和来自木里的一位“藏”族。因为两村相邻，他们间的方言差异不大。这位普米是一位退休小学老师，有较高的汉语拼音水平。他主要是通过我2003年夏送给他的拼音方案和简单的发音录音自学成功的。听说，普米语言文化在他的家乡拉伯保存得相当好。这位老师精通普米语言、熟识普米文化，深受同族敬重。尽管行文中会有一些小毛病，但他已经可以用普米拼音来书写一些世代口传的祭文，也可以给民族歌曲填上新的普米歌词[8]。

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在最近一次完成的田野工作期间我把拼音方案连同发音说明一并录制成光盘[9]。在2005年6月离开时留下的这份最新拼音方案材料应该会有更大的使用价值。时机成熟时这些材料也准备放到互联网上。

虽然我从事普米语研究屈指一算也有十年光景，但一直以来我都不曾有过机会专门执行普米语语言现代化的资助项目。因此，我只能乘其它田野调查项目之便，尽量挤出时间为普米族作出我能力以内最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对我的努力稍有了解。皇天不负有心人，眼前总算看到了一丝曙光，虽然经费阙如，但筹备成立一个“普米语言文化推广中心”的条件开始出现了。设想中的中心会建在一条普米村子内或其附近，这样它才能融入普米社群之中。宁蒗县北部是选址的理想地点，它北接木里县、东北通往盐源县，更重要的是，已初步掌握拼音方案的退休老师也来自这一地区。

正如语言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语言学专家的帮助一样，单靠民族本身有限的民间力量也很难彻底地实验普米语语言现代化，尤其是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大势下。一个掌握了普米文字方案的人固然可以把文字在社群里传播起来，甚至传播到邻近的社群，但是这样的自然传播无论在速度或规模上最终都无法抵挡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前所未见的冲击。

筹得启动经费以后，推广中心的成立将把普米语语言现代化推进第二个阶段。那时候，从中心所在的普米社群着手，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儿童识字班和农村扫盲等各项工作可以陆续展开。当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其它地区的普米，只要是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相信也会闻风而至，到中心来观摩、学习或交流。

结语

本文叙述了我设计、推广普米语文字方案的个人体验。本来已经艰巨的工作，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确是事倍功半。但必须指出的是，经费问题绝非语言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在；少数民族本身对民族母语所持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关键是参与的语言学者的态度。虽说面对一个全民皆愿放弃母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确实无可奈何，但这不该成为那些意在语言材料的记录、无暇兼顾语言存亡的学者的推搪借口。毕竟一个语言学者是否致力于维护语言多样性纯属个人意愿，并非道德问题。然则，一个语言学者绝不可因他在某个社群里遭遇的挫折而认为这个民族再不要自己的母语了。就像在田野工作中第一个遇上的发音人并不一定是个合适的调查对象一样，第一个接触到的社群也不一定是推行语言现代化最理想的地方。除非牵涉的语言只剩下一小撮人口，无其它社群可言，否则，面对一个态度冷漠、无法配合的社群，值得考虑的应变措施是转换社群。

再看普米语的情况，经过多年的努力尝试，语言现代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换社群也是势在必行。鉴于普米语的内部方言分歧不大，社群转换在技术上不会引发太多新问题。尽管把普米语拼音方案提升为跨方言书写工具在方案设计等方面增加了一定难度，但没有这种远大目标的话，普米语语言现代化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只有尽可能让操普米语的民众都能书写、阅读他们自己的文字，普米语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起来。宁蒗县北部虽说是县内普米人口最多的地区，但两个行政村普米人口合共还不足3500人（当中有些母语已经改为摩梭语或汉语）。这个数字不会超出普米/“藏”族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如果语言现代化只局限于小部分的普米方言，其它方言的消失将意味着整个语言发展、生存空间的缩小，这最终也会威胁到普米语的存亡。

如果普米语推广中心能在合适的普米社群里成立，那么普米语语言现代化成功的机会将大大提高。但愿随着对濒危语言认识的加深，语言多样性也会像生物、生态多样性那样，越来越为人重视。

主要参考书目

胡文明 (编著)，2002：《普米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陆绍尊，2001：《普米语方言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杨子英、鹿顺花、和玉庭，2004：《普米族》，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Bradley, David. 2005. Issues in orthography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Heritage Maintenanc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Yunnan, China. Yuxi Teacher's College, Yunnan, China.

Ding, Picus Sizhi. 2001. The pitch-accent system of Niuwozi Prinm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 57-83.

_______. 2007a. Challenges in languag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Prinmi. In David, Maya, Nicholas Ostler and Caesar Dealwis (eds.) Working Together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Social Impacts, pp. 120-126. Bath, England: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_______. 2007b. The use of perception tests in studying the tonal system of Prinmi dialects: A speaker-centered approach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1.2: 154-181.

[下载网址：http://nflrc.hawaii.edu/ldc/December2007/]

(本文选自《普米研究》2008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