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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虹 | 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7-12-26        阅读次数:23  作者:王丽虹


 

导师,

重在“导”

而不在“师”

           —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时间:2016年4月14日

时长:4:45 p.m.-6:40 p.m.

地点:BLCU

Q——采访者:王丽虹女士

A——受访者:李宇明教授

Q——这个研究是考察在欧洲国家以不同语言做博士,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读博士的经历。欧洲高等教育正处在博洛尼亚(Bolognia Process) 一体化进程中,他们在考虑是不是该建立欧洲的统一标准,因为各个国家博士生的培养过程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国家有答辩,有的国家没有。有的国家,像英国的答辩委员会只有两人,一个校内的、一个校外的,而丹麦呢,它(答辩委员会成员)可能还要有一个是海外的。而且丹麦的论文写作过程和答辩过程跟英国的要求又完全不一样。比如,英国(博士论文)不能有发表的东西,否则的话你这个原创性就没有了;可是在丹麦,博士论文通常是用四篇在同一领域已发表的论文组成的,也就是在你答辩之前你这些论文都要发表。可见在欧洲内部,整个博士生的培养,包括目的、还有背后的这些培养理念都不一样,所以Mike现在在组织欧盟的一项研究,我们今天谈的内容(Strand 2)只是他整个大计划当中的一条线,就是考察外国的博士生在读博过程中的学习经历。Mike最想加一个中国的例子。我们学校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可能在其他学校不会有这么多的外国博士生。我已经采访了一些学生,也采访了一些导师,所以今天就占用您一些时间。其实他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generic,非常基本的。

Q&A 
    Q——首先,就是说您个人的观点,对于大学来说,培养博士生的目的是什么?

A——当然是培养学术型人才。作为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本科、硕士阶段已基本完成。读博士有两大任务,一是探讨未知;二是把已知用在未知的领域。

探讨未知是科学的使命,不管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谓把已知用在未知的领域,是信息化时代的学术新要求。这个时代,是个急需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的时代,也是能够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产品的时代。就语言学而言,已经产生了语言科学和语言技术学两大分野。语言科学是求真,主要是探索未知;语言技术学是求善,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进步。语言技术学也牵涉到未知。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把已知用在未知的领域。 

Q——那您觉得学生在读博士的时候,他的目的性和我们学校在培养他的目的性是一致的吗?或者据您所知,您的博士,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A——最近,我在我的学生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我不是在培养只能够拿到学位的博士,而是要培养语言学家”。对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我都是这样要求的。 
     Q——那就是您感觉到他们是奔着一个学位来的?

A——读博,当然要拿学位。但我的学生70%以上都有更高的学术追求。我已经毕业的博士生中,有十四五人已成为同龄学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学术的驱动力。他们真的是把学术作为信仰。其实,探讨未知具有无限魅力,发现会给发现者带来无比的愉悦。

在中国,培养一个博士要付出很多心血。生命有限,精力有限,如果导师只培养个拿文凭的学生,对导师的人生价值是极大浪费;在中国,师生之间的关系很特殊,似乎不只是单纯的教与学的关系。俗语云,“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Q——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A——我不大赞同把师生比作父子。现在已不是封建时代的“师徒关系”,但学缘关系,的确也近乎血缘关系。

老师和学生,人格上是平等的,学术上是平等,感情上是亲近的。我和学生是亦师亦友,我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事实上,我的很多学生在他们的学术领域都超越了我。一旦成为师生,就会成为学术的共同体。学生毕业了,师生之间、上下届同学之间,都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学术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就像一个大家庭,一个因学术纽带形成的大家庭。我曾经帮助过我的学生找工作,帮助他们的孩子找学校上学;他们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帮助过我和我的家庭。在西方,不一定有这种事。

Q——您觉得学生有这种期待吗?

A——应该有。

Q——您既带中国学生,又带外国学生,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师生关系上您感觉有明显的不同吗?

A——应该有差别。外国学生主要以学习为主。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中国学生容易建立两种关系,一是学习关系,一是情感关系。我现在带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也希望在学术之外,与他们能够建立一条感情线。

Q——就是说,您也有意识培养他们中国式的人情?

A——这个也不完全是中国式人情,其实是共同体的学术朋友。哪怕不是师生关系,只要是学术朋友,也应该有一条感情线。中国人讲究“志同道合”。所谓志同道合,就是除了学术之外,还有情感。

Q——那天在咱们晚餐的时候,Mike教授注意到您的学生,包括穆卡拉和杜迪,他们在酒桌文化方面,好像也受到了熏陶。我不知道,您是否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入了文化的滋养。

A——事实上,语言保护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和白乐桑、Mike教授一块聊天、吃饭时,我的夫人正在陪我的外国留学生们,去圆明园踏春呢。穆卡拉十点钟就要飞巴黎,但是他仍然赶过去,在九点多的时候,杜迪送穆卡拉去机场。如果不是陪Mike和白乐桑教授的话,我也是夫人组织的那个活动的参与者。

Q——扩大化的家庭活动。

A——一种团队活动,一种团队文化。我觉得一个学术团队,应该有这种相互关心、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这种团队文化,跟中国的家庭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

昨天,是泰国的宋干节。泰国学生与他的师兄弟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过泰国新年。他们用很庄严的仪式,送给我新年的祝福:银盆,洒水,赠送礼物。我也给他们分享了我的童年故事,以及当时的中国故事。

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很少用我讲他听的方式“上课”,多数是共同进行学术讨论。同门之间,谁在研究什么,谁的学术做到哪一步了,大家都清楚。比如,某人读了本好书,或者论文研究有了突破,他来做个报告,然后大家围绕这一话题,谈自己的看法,提供一些学术思想或学术资料。在此过程中,外国留学生的中文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我们的这个团队,中外同学之间还“结对子”,一个中国学生帮一个外国学生,提高他的中文水平,包括平时学习、论文撰写、用中文做PPT等,也包括博士论文的最后成稿。中国学生无怨无悔的无偿付出,如果没有平时的情感积累,恐怕很难自觉自愿。很多外国同学毕业后,都和中国同学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种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志同道合的学术朋友。

博士生跟着导师,除了学习知识和学习如何进行研究,还有培养学生人生观的问题: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家庭的看法、对于人性的看法。我是老师,但更喜欢做他们的朋友。有些男孩女孩的隐私问题,他们不方便跟我谈,但会跟他的学伴谈,跟我的夫人谈。我夫人,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政委”,义务负责学生们的心理。在西方,这些问题,大概会通过教父的方式来缓解。

Q——您给她委任为政委,是做思想工作的?

A——中国的军队里,有政委一职,是专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师长、军长是指挥战斗的。

Q——博士生毕业多年,还跟导师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但在您培养的学生当中,同门之间还建立起学术和情感上一个network,是吗?

A——是的,你的信息真灵通。这个网络系统一直存在,不只是博士,还有我的一些硕士生、访问学者,只要他们对学术保持着兴趣,都会进入这个共同网络。加入网络,实际上是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

Q——对,也是一个共同体。

A——是的,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会解决很多大家需要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出国,会帮助收集一些学术资料;参加学术会议,会及时传递学术信息,现在有微信群,几乎都可以进行学术会议的“现场直播”;有一些调研问卷,大家会帮助去实施。我们每年都会开一次学术会议,叫聚贤聊斋学术活动,这是我的书斋名“惧闲聊斋”的谐音。

Q——是传统吗?

A——一年一次。一般是教师节前后。

Q——别人可以加入吗?

A——一般情况下,不邀请外人加入。在七八月份,学生们就开始做筹备工作,分工明确,各尽其责。这也是在锻炼他们办学术会议的能力。在聚会中,除了谈学术,每个人也会谈谈一年来的进步等,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私房话。

Q——那还叫学术会议?

A——谈的的确是学术。还是按照国际学术规则来组织的:事先确定学术话题,主题发言15分钟,有提问,有评点,有总结。但在开场前、中间休息时和结束后,会谈一些平时没有机会谈的话。会议结束了,有个餐会,喝点酒、唱唱歌、跳跳舞、照照相。大家热情非常高。年年都是这样。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花销都是AA制。

这个活动,也是个加油打气的活动。给那些行进在半途中,没有油的人再加加油。有的人,可能因为评职称失利而郁闷,或遇到某种困难而学术定力不足了。通过这个激情四射的活动,大家相互感染,相互鼓励,找回了前进的新动力。就像汽车再加满油,又开始奔跑起来。

有不少学生,已经带硕士,带博士,有些已是某个领域知名的专家了。他们的学生,也有开题指导、论文评审、学术答辩等一系列的环节,也需要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忙和支持。

Q——那你们活动最后的成果?

A——一般情况下,会做一个光盘,包括论文、照片和聚会通稿等等。然后传到聚贤聊斋的大群里,供没有到场的同门下载。

Q——是啊,我觉得,您这是一种对学生认知(包括行为)的全方位的培养。您觉得,这个培养方式是比较普遍的吗,在博士生导师当中?

A——这样的活动,据我所知,在中国应该不是普遍开展的。

Q——在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读博士是一个四五年非常艰辛的过程,也有中途就失去了学术动力的。如果有这种情感维系,不断地给他一种推力,他也许就能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A——师兄弟之间的情感维系,非常重要。中国的武打小说,常见武林的门派之争,其实,学界有时也会这样。师兄弟之间不团结的,学生和老师后来翻脸的,都有。

Q——主要是学术原因吗?

A——有学术原因,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师兄弟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几乎在很多事情上都存在着竞争关系。发论文,谁多谁少?学术成就,谁大谁小?评教授,谁先谁后?特别是早年,许多同门的关系不好,甚至同门成冤家。我试图通过上面所说的活动,让我的学生别成了“冤家”。

Q——以往的概念,读博士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可能在您的门下呢,孤独可能会少一些。

A——会相对少一些。但仍然很孤独,学术总是孤独的。

Q——对,因为在做学术的过程中,在决定做论文时,已经决定他会很孤独,因为他选

A——是的。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选题。所探讨的空间,本来就很少有人去思考去碰触。他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有小同行、小小同行能够看得懂,大同行都未必看得懂。一个真正的学科前沿的话题,全世界最多也只有几人、十几人能看得懂。这种寂寞的程度,本来就很高。

Q——学生的论文选题,是他们自己选定,还是需要您来给他们指点方向。

A——我不主张都是同一学术背景的学生来读我的博士。严格地说,语言学已经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一个学科大家族。语言学科之间,已经到了没有多少共同的理念和方法、甚至也没有共同追求目标的地步。语言学和很多学科关系密切,故而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如,语言学和计算机结合的语言信息处理,和哲学结合的语用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语言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的社会语言学等。所以,只要是对语言感兴趣的,能达到读博条件的学生,我都会接收。

这些年来,我培养的博士,来源有中文的、外语的、计算机科学的、经济学的,学生之间的毕业论文差异很大。比如何婷婷博士,本科、硕士都是学计算机的,现在已是全国语言数据库方面有名的专家;邹玉华博士毕业后,转向法律语言学,她现在已成了法律语言学专家;博士后王海兰,原来是经济学的。而这门学科,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导师,既不是比学生更高明的人,也不像唐代韩愈所讲的,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心目中合格的导师,应该是站在学科前沿、陪着学生一起攻关夺隘的人。

关于论文的选题,我习惯的做法是:先让学生提出两三个他最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我跟他一起反复讨论后确定一个。这样,既有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学术兴趣,也有我的指导思想在内。这个选题,也是我的整个博士群体选题规划中的一个。科研是一种兴趣,是一种孤独人的兴趣。想要他在孤独的学术空间里旅行,没有极大的兴趣,很难从容而行。所以,导师必须照顾到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

我的学生,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以至于完成博士论文,甚至到最后博士论文出版,都会对选题、对论文不断地发展完善。多数情况下,我希望选题的范围稍大一些。选题大,并不是让他做大而无当的论文。选题大点的目的,是让他在此基础上去做学术勘察,寻找富矿,然后就此富矿进行开发,形成正式的开题报告,最后形成博士论文。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也是建立他的学术“根据地”的过程。选题范围稍大,多做一番学术勘探,有利于学术根据地的建立。
中国讲究“教学相长”。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的知识和研究,也在丰富,也在拓展。带博士生的过程,也是导师自己学术上不断探讨和进步的过程。

Q——所以有人说,您不同意用“教博士生”这个词,是吗?

A——我不仅不同意用“教博士生”这个说法,甚至不大赞同用“观点正确”来评价博士论文。一篇优秀论文,研究的应该是最为前沿的课题,已经到了难以评价其正确与否的高度。导师,之所以是导师,并非要评判正误,而是能判断论文的价值;指导解决问题的方向与途径;用丰富的学术经验,让学生把假设变成现实。

我觉得,博士论文的好坏,博士生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做了最为深入的研究,他才是最有权威的人。如果他做不到最权威,那么,这篇博士论文可能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我不用观点是否?来评价学生的论文,但是我知道,这篇论文有无价值,它探讨了什么,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所以,我做了硕导、博导之后,自己看待人生和看待学问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导师,不是“教不教”的问题,而是“导不导”的问题;导师,重在于“导”,而不是“师”。汉语“导师”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味。

Q——您讲得特别好,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导师在认识上能达到您的这个高度。

Q——我下一个问题是,博士和硕士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特别在他的论文要求上。

A——硕士有两类。一类是应用型硕士,一类是学术型硕士。如MBA这类应用型的硕士,我今天就不说了。学术型硕士很像学术型博士。我的基本看法是,一篇好的硕士论文,是能漂亮地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篇好的博士论文,是能提出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留下一些问题。这其实是开拓一片新的学术空间。这个学术空间虽不一定成熟,但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去探讨,去耕耘。乔姆斯基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开拓了一片新的学术空间,并已经让无数学人在这一新空间中耕耘了60多年。

Q——看博士生论文时,您最关注什么?

A——我最关注的是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留下了什么问题。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首先要提出一个或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果提不出问题,或是提出的问题没有价值,做得再完善,都不算是一篇好论文。提出问题后,他解决的那个或那些问题,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这个推进,可以是理论上的,可以是方法上的,或者是材料上的。我过去比较欣赏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现在更看中材料上的推进。

Q——您说的材料是data?

A——对,材料就是科学数据。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科学研究,主要是一个方法问题。方法可行,结果就可信。同样一个判断,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的,叫规律,叫真理;没有用科学方法证明的,只能是臆断,是假说。因此所谓研究,首先是一个方法问题。理论是什么?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是对所发现的现象的一种解释。理论的强弱,在于其解释力的强弱。理论随着哲学思想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同一个事物,用牛顿时期的理论解释,还是用爱因斯坦时期的理论解释,会很不一样。理论是灰色的,而材料、事实之树常绿。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必须有第一手的数据发现。如方言研究的田野调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观察和社会访谈等,所得到的数据,绝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从别人书本上抄点文字片段,用第二手资料来做论文,一定做不出好论文。就像提炼矿石一样,你用的是别人提炼过的矿石,并非原矿石,因此很难再提炼出什么!除非提炼工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Q——您对博士论文的这些看法,其他的答辩委员或者是论文审阅人,您的学术同行们,是不是认识一致?

A——没有做过调查,估计差别很大。有人是从做文章的角度去看论文,命题、论据、论证之间的关系如何,写作规范不规范等。我看重的是创造力。越有创造力的博士,其论文的细节上往往也越容易出问题。或者说,他发现了问题,有些新想法,却不能完美解释现象之间的联系,会留下很多在别人看来很不完善的地方。

一个新的发现,很难稳妥地处理好旧知与新知、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关系。原来的知识已形成了一个严谨的知识架构。按照皮亚杰的观点,人的惯性思维,在发现一个新东西之时,常常是先把它拉进原有的知识结构里,能够装进去就装进去,装不进去,就需要修改旧框架,建立新框架。做论文也是如此,真正的突破是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谈何容易?需要对一系列科学研究的观念、范式等进行调适。当年乔姆斯基为了重新建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在不断补充完善,用了多少时间?

Q——他的第一本书是1957年,第二本书是1975年。

A——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1957年发表的。他是一个需要你永远跟着他奔跑的人。真正有创造力的论文,并不是完美无瑕的,而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你可以从并非完美的论文中,看到那种灵性,那种创造力。这是最可贵的。而现今的答辩制度,往往要求规范,要求十全十美。因而博士写论文做答辩,首要求稳妥,求自圆其说,别让人挑出那么多毛病。所以有创造力的人,也会把一些带有锋芒的观点,忍痛藏匿起来,等毕业之后再去探索。

Q——现在博士论文的成绩评定,是及格和不及格,还是给他一个分数?

A——实际上是分四个等级。第一等是不通过,第二等是修改后答辩,第三等是通过,第四等是优秀。这四个等级,有时候也会通过分数来表示,比如优秀是多少分,通过是多少分,不通过是多少分,等等。

Q——您觉得用等级划分还是有道理的?

A——是的。我觉得用等级比打分数好。博士论文,是无法用分数来准确衡量的。分数,实际上也是一个等级概念。

Q——在毕业答辩中,您一般问学生什么样的问题?

A——如果要我做答辩委员?

Q——对。

A——一般来说,在预答辩时,会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Q——有预答辩,是吗?

A——对。预答辩,是为了促使他去进一步完善论文。正式答辩,一般要有五个专家参加,所问问题,根据论文的情况而定。如果论文根本不能通过,就会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果论文能通过,那你就问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答辩的作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评价,而是一个工具,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学术发展,促进博士生学术的再提升。这就像考试一样,考试虽然是评价,但主要目的还在于促进学习。一个好的考试,不应该仅仅告诉学生一个分数,而要告诉学生,你哪些方面还有不足,甚至还可以告诉他,你的同伴这个题是怎么答的,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在答辩会上,所提问题属于N+1的水平。设学生的学术水平为N,我会提稍微超过他水平的问题,启发他思考。我既不会提N=0的送分问题,也不提N+2的问题,那会难倒学生,或者是在显示自己有水平。应当通过提问,促进学生进一步思考些问题。事实证明,这样的提问,很有价值。一些毕业后还继续做研究的人,都说这样的提问对他们之后的研究很有帮助。答辩也是一种学术资源,千万不要浪费了这种资源,否则就太可惜了。

Q——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四五个专家聚在一起,真的是很重要的资源。

A——答辩委员阅读一篇论文,最起码要用一两个星期。读后一定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要通过答辩提问释放出来,产生最大的作用。

Q——对,我在西方时也听到他们说,每次在论文答辩开始时会说,我们是邀请你参加这样一个学术对话。当然这只是让学生放松,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再考你了,你已经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你已经有资格进到我们这里边,我们现在就是展开这样一个交谈。这会让学生enjoy这个过程。当然,有时候这还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做到像您刚才所说的,学生才是真正受益了,让这个过程真正发挥效益。

A——答辩过程,的确是一个学术对话过程。在导师指导下,学生用三年五载研究了一个课题。但论文审阅人、答辩委员,用最短的时间获得了很多学术信息。所以,答辩这个学术活动,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对话、都能够有所收获的过程。不仅答辩人是受益者,答辩委员也是受益者。

五月份,学界把它叫作“黑五月”。看论文和参加答辩的任务,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来气。我每年大约要看二三十篇论文,还要写评语,有的还要参加答辩。从三月份、四月份,就开始忙碌起来。不过,“黑五月”不仅是忙碌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我的学术收获就很大。

Q——您现在指导了好多位外国学生,他们在用非母语读博士。您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大吗?

A——影响还是很大的。

Q——这种影响完全是语言问题吗?

A——不完全。有语言问题,但更多是文化和思维层面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的学习习惯不同,学习追求不同,学术表达方式不同,学术兴趣也不同。我觉得,到了思维层面,不同文化背景,差别真是不小。

Q——您说的这个学术表达方式,具体指什么?

A——比如说,汉语的论文表达,是喜欢先把观点说出来。

Q——属于discourse、话语层面。

A——是的,是话语层面的。有了论点,然后摆出若干论据,并对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做出论证。比如说,汉语的形容词是谓词,英语的形容词不是谓词,因为英语的形容词不能直接做谓语,必须要加一个系词,汉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做谓语。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说汉英形容词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就应该举很多例子:汉语的形容词可以作定语,英语也可以作定语;汉语的形容词可以作状语,英语的形容词也可作状语;汉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英语的形容词不能直接作谓语……。把论据论证都做完了,最后还要给个总结说,英语的形容词和汉语的形容词是不一样的。

Q——那您觉得学术表达方式,应该有一个国际标准吗?还是说您鼓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

A——我认为,共同的标准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之间,应该有一个契合点。

Q——那契合点在什么地方?

A——第一,学术界必然是一个国际共同体。随着时间的发展,国际共同体的意识会越来越强,包括使用的术语、使用的符号、共同的理念、要解决的问题等。如果没有这种共同体,人类的创造就不能有机地整合起来。人类学术的共同规范,是很有价值的,任何一个文化下的创造,都可以整合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学术必然是在不同文化下进行的,科学家都是有不同的文化属性的,学术研究必然会带上不同文化的印记:第一,有很多研究,研究的是不同文化的现象,如研究不同语言的情况,就会带有不同文化的印记。第二,学术,不只是为人类的公共事业服务,它还要为人类的不同文化服务,这就要求有不同的文化印记。第三,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自然性或理性追求的差异。所谓自然性差异,是说科学家的研究,会不自觉地带着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所谓理性差异,是说有些科学家,追求建立一套不同于今、不同于人的新架构。这些差异性,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例如,很多语言哲学家,搬到山里去居住,以便沉思默想。霍金用的是大脑实验室,他对世界的认识,更多是靠科学推理,而不是实验室的观察。

我认为,科学研究,既要有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也要容许不同学者有个性差异存在。有国际规范,能够将不同学者、不同文化的研究进行整合;允许差异存在,不只是保留了个性,还可以使原有的国际规范不断发展。在一般问题上,可以更多地强调规范;在创造性、实用性问题上和不同的研究对象上,给科学家、给一些特殊研究领域多一些自由。

人类语言有不同类型,在话语表达上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法语是“阶梯式”的,英语是“直线式”的,汉语是“螺旋式”的,阿拉伯语是“枝节式”的,就像《一千零一夜》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之间,可能会引发误会。比如英语专家,会认为中国学生的思维是不清晰的:论点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还要说一遍呢?汉语的话语表达受八股文的影响很大,起承转合,就是螺旋式推进的。

再如虚拟语气。汉语的虚拟表达是不彻底的,其常用句式是“如果……,就……”,但“如果……”不能太离谱。英语的虚拟表达是可以很离谱的。我曾经看过一部英语版的逻辑书,那时美国总统还是里根。书中举例说,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那么里根总统就是一条狗。这个例子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所以里根总统不可能是狗。但如果这句话拿到汉语来,说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哪个领导人就是一条狗……(Q:就是反动)。

假设、虚拟是什么?是人类在现实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思维。科学创造、文学创作等,常常就是在虚拟空间思维的,在另外的“可能空间”思维的。由于汉语的虚拟思维不彻底,假设中总有一个现实的底子,所以,这可能使汉人的科学思维和文学创造更接近于现实,不那么“荒诞”,也不那么“奇妙”。

所以,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的确应当关注科学研究的国际共同性和文化特殊性的问题。

Q——对,就像您对学生的论文,可能在他的语篇构造的容忍度上就比较高,因为您了解他们的一些不同思维模式,您也读得懂他们“枝节式”“直线式”或是“螺旋式”“阶梯式”的表达。

Q——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导师、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成员,对这些人要不要做岗前培训?

A——岗前培训?大概不需要,但可以有一些学术经验的交流。

Q——什么形式的交流呢?

A——一些有经验的老导师,与一些新任导师,或者是不同门类的导师,就博士生培养、博士论文判定、导师在博士生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交流。可以用多种方式,seminar、沙龙、茶座都很好。因为,跟学术相关的很多东西,很难用培训来解决。刚才跟你谈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很多并不是我的独见独为。有些是跟我的导师邢福义先生学的,感悟他是怎么带我们的。我分管过大学的教学工作,也了解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知道其他学科的导师是怎么做的。我参加过很多场硕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答辩,有机会了解不同学校、不同导师、不同答辩委员的答辩模式和学术风格。再者,跟国外的学术朋友也有不少交往,了解他们是怎么学习、或怎么指导博士学习。另外,读国外的论文,也给我不少启示。在论文的前言后语里,会有一些学习过程和心得体会。比如旅法的华人学者游顺钊,在他的《手势创造与语言起源》的著作里,就谈了很多他在印第安人那里搜集材料的故事。

Q——他写过视觉语言学的研究吧。

A——对,他还有一本书叫《视觉语言学概要》。多多关注别的导师是怎么做的,从中找到你认为最好的、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式。总之,导师所要做的,就是能让学生发挥出他最大的学术能量,让社会得到更大的学术红利。

Q——“学术红利”,是您创造的词吗?我没听过。

A——也许是吧。

Q——我写文章的时候,要把这个词用上。

A——好。评判一个导师的做法好与不好,就是看博士生在学习期间、甚至毕业之后,能够有多少创新能力,为人类的知识库增加了什么,为人类的知识空间做了多少开拓工作。有一次,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语言学,由于语言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分化为语言科学和语言技术学。进而思之,语言学门类里还差一个语言艺术学。相声、书法、文学创作,甚至平面字体设计等,都是语言艺术学的范畴。语言科学,解决“真”的问题;语言技术学,解决“善”的问题,让语言技术造福人类,含有学术伦理学的内容。但只有这两个学科,语言学就太冷冰冰了。在哪里能发现语言学之美?在语言艺术学里。完整的语言学,应该是语言科学、语言技术学、语言艺术学的共同体,合三者为一,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

Q——您可以当哲学家。

A——特别是语言技术学的善,体现在所发明的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上。一个人,可以只做语言科学家,致力于发现语言之“真”,就是语言是什么?它的结构构造如何?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但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学界,不能只去发现语言之真,还要发挥语言学之“善”,让我们的语言知识服务于社会,包括自动翻译,包括网络新媒体中的语言技术等,推动社会进步。仅此还不够,还要发现语言之“美”,创造语言之“美”,以美化人,通过语言文字使我们的生活舒适一点,愉悦一点。比如前几天我与白乐桑教授讨论语言幽默,就是语言美学的问题,humor这个东西对人类很重要。如此说来,语言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Q——这个事业,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Q——真正的最后一个问题。以您看,这些年,我们的博士生培养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学生有哪些变化?我们的指导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评审或者答辩都发生了哪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A——你这个“真正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所有问题中最难的,我肯定答不全,就凭感性来说说吧。

第一,国际化程度高了。过去,主要是在中国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研究,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语言科学已经成为世界语言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近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四五年,国际语言学界也较多关注中国语言学。我们在向国际语言学界看齐,与国际语言学界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这包括我们把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也包括把国外的专家请进来,还包括我们学术论文的选题,有很多都是国际学术发展中共同关注的问题。

国际化程度高了,但另一方面是本土化的东西少了。比如中国语言学界,严重地忽视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对前辈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很多学语言学的学生,不再认真读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许国璋先生的著作了。有人调侃地总结说,“同胞出的书,不买也不读”。不只是本土语言学受到忽视,本土的语言学事实,也关注不够。

Q——“语言学事实”是什么样的概念?

A——比如说,我们有130种语言,还有大量的方言,我们有几亿人在学习外语,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翻译市场……这么多的语言资源,这么多人的外语学习实践,这么多的翻译实践,加之中国悠久的语言学传统,对于语言学研究,该是多么珍贵呀!但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去整理、去研究。中国语言学界有责任、有义务解决中国13.68亿人的语言生活问题、语言学习问题,去考虑130种语言和众多方言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好,对国际语言生活、对世界语言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二,要重视理论思维。语言学思想的升华,应该是在语言理论层面。但在普通语言学著作里,中国语言学界的贡献还很少。一方面是中国语言学发展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理论思维不够所致。学术选题多是跟潮流的,学术研究多是形而下的。这就叫做理论思维的缺少。(Q:您说的这个太深了)

中国语言学界要为世界学术做贡献,必须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中国博士生的选题和论文质量,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这一点,我们强调得还不够。强调学术规范,很重要,但是,怎样保护博士生的创造性思维,特别是利用本土语言学资源进行创造性思维,做得还不够。

第三,要重视学术论文作用的发挥。论文完成后,不发表,不分享,就是废纸一堆。外语学科的硕士论文,是个典型表现。这些论文用外语写作,在国内发表有困难,在国外发表更困难,基本上都是装到档案袋里了事。博士论文成果的利用,也应受到重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创造期大约在读博阶段,博士论文,有可能是他的学术制高点。试想,有多少人会像“傻博士”一样,花很大精力在一篇学术论文上?当然,也有人能超越自己的“博士水平”。怎样高效率地运用学位论文,要调查一下国际上的做法。

第四,硕士博士的“本科化”现象。要防止这种“本科化”倾向,比如上课的时间比做研究的时间多,硕士专业竟然还有全国通编教材。硕士生的最好教材,应当是学术经典和反映学术最新进展的paper。研究生,研究生,应是“一边研究一边升”。

Q——博士也上课,对吧?您觉得他们的课是否也上得太多呢?

A——被动性课程太多。博士,更多的应该是研究性的课程。导师不能从头到尾讲自己的东西。导师已经发表的东西,学生会去看的。

Q——谁来决定博士生的培养方案?我也曾在网上查各个学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是教育部统一规定,还是各个大学自己制定?

A——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权力交给学科。

Q——交给学科?

A——不同的学科,培养模式不一样。博士生教育,最重要的是发挥导师和导师组的作用,外界不要过多限制它。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培养方法;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尊重这些“不同”,博士生才会有“不同凡响”的创造。

评价程序标准化,用机器查重复率,是为了防止抄袭。但这个工作,最好交给答辩委员会。因为引用的多少,不是衡量论文好坏的唯一标准。

博士生毕业,有发表多少论文的要求。我赞成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而且发表的论文跟答辩的博士论文应相关联。有已经发表的成果作支撑,博士论文会更加厚重。而且,博士研究成果的早日发表,有利于学术进步。但我不赞成硬逼着他发表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有些学科杂志很少,发表论文不易。论文的质量,应该是唯一的标准。

用外在的标准来管理思想创造,是不科学的。不能像管工厂里的生产线那样去管思想创造。为管理方便而设立些硬指标,无非是把导师和博士生,都当做懒人、当做投机取巧的人看待。一个好学者,不需要去管。科学研究是个良心活,得失自知,别人很难评价。我有个博士生,论文题目与开题报告时不一样,新题目更合乎所研究的内容。有关方面的答复是:必须重新开题,专家通过了才能答辩。

Q——这太可笑了。在英国的时候就说,你最后决定的是什么?是你的题目。

A——我的经验是,最后定稿的,是题目和内容提要,还有论文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Q——只有你最后才知道我的题目

A——总体来说,中国学术在进步,但把学术当作工厂生产去管,需要改革。

Q——当然,西方他们也会用这样的词,就是博士是最后的product,产品。

A——那只是个比喻。

Q——那是个比喻的用法。就是说,最后培养出来的人也好,论文也好,都是product,都是他生产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么,当然您想说的最后的product肯定不是说论文发表出来了,一个published thesis就是一个product,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A——总体上来说,我是一个学术自由的拥护者。我认为思想创造,绝对要有自由的空间,有自由的思考,有自由创造的环境。没有自由,很难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对学术的任何镣铐,最终都是镣铐人类自己。我给我指导学生以极大的自由,包括我给他定的选题,即使他又换做其他题目,我仍能理解,论文必然还是学生做。博士生,绝对不是导师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中最具创新能力的个体。他有了基本的学术经验,有了基本的学术积累,就进入到人生最好的创造时期。还有一点,我对我的学生、同事,经常保持一种欣赏的态度,我总能看到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优点。包括丽虹,你也经常有很多创新之举。

Q——这个效应叫皮格马利翁效应。《卖花女》,萧伯纳的剧,都有这方面的描写。你就看她好,然后就给她鼓励,你的目光,你的言语,你的一切一切。你知道我妈妈的名言是什么?说:“我的小姑娘就是我夸出来的。”

A——这是皮格马利翁效应。我还有一个“李翁效应”。孔夫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一路走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令我欣赏之处,也获得了很多能量。我欣赏我的同伴,同伴也从我这里获得认可,有成就感,也就有更多的良性表现。这就是我的“李翁效应”。

谈兴来了,竟然谈了这么长时间。谢谢你,你是一个很能引发谈兴的访谈者。祝你们的项目能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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